〖中国社会科学网〗 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三维向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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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日期:2018/10/10 1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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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三维向度 作者:王刚 摘要:正确认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认识社会所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党在不同时期工作重心的重要依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三维向度

作者:王刚

摘要:正确认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认识社会所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党在不同时期工作重心的重要依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有三个维度。从历史维度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对我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过九次接续判断。从现实维度上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逻辑。从辩证维度上看,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其实质在于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维度
 
        正确认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认识社会所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党在不同时期工作重心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这个新判断不仅是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新发展,而且也是对党成立以来对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历史接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其历史必然性、现实客观性、辩证发展性,对此,我们应当从历史、现实、辩证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而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一、历史之维: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历史接续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由于事物的主要矛盾起到领导和决定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所以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心和重点,主要矛盾变化了,中心和重点也随之改变。
       “坚持矛盾分析,把握一定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一个优良传统” [徐俊忠:《“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的深远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过九次不同判断。
       党的一大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的政权,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8页。]。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判断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这是错误的,其主要是因为党处在初创阶段并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其实,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才是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下,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军阀为争夺统治地位,矛盾更加激化。在现实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必须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才能彻底摆脱中国人民的被奴役的命运。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79页。],由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正是基于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随着条件的变化与时间的推移,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发生了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7年7月7日,日军又挑起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中日矛盾在所有社会矛盾冲突中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对此,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一般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由于中日矛盾转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最主要矛盾,而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矛盾,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抗日策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由于正确判断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领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更加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希望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强烈的要求,继续在国内推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并伺机发动内战。因此,“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75页。]。据此,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是只能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0页。]其中,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内最为尖锐、最为主要的矛盾之一。毛泽东把官僚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两个不同阶段,认为我国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弱小,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仇视和敌对,并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威胁。因此,这时候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新判断,党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等外交方针。二是随着1952年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针对这一主要矛盾,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使党的主要任务开始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来。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但随后受到党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逐渐偏离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页。]随后,在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315页。]。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左”的错误在党内进一步蔓延和扩大开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以致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全局性灾难,给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审视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新的判断,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这个新判断不仅是对八届十中全会错误判断的“纠正”,而且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延伸和完善。此后一直到党的十八大,党的历次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延续了这一判断,成为37年来一贯的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斗,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历史性影响。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从党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九次不同判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社会主要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6—327页。];二是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重要前提,也是党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三是找对社会主要矛盾就能抓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心工作,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就会遭遇挫折。
 
二、现实之基: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转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由社会需求与社会生产两个方面变化引起的,其转变不是凭空产生,是实践发展的结果,有着其深刻的现实依据,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需求与社会生产的新特点。
        从社会需求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民的需求从过去的从吃饱穿暖转变为吃好穿好行好住好,从追求数量转变为注重品质,从物质需求转变为“非物质”的需求,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比1978年增长了155倍,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2017年提高到36396元,增长106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2017年提高到13432元,增长101倍。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5.7%,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9页。]。这充分说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生了明显变化,人民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王刚:《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理路》《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二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的简单需要向追求全面的发展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这说明,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从社会生产看: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时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社会生产能力不高。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就是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是很低。如当时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我国生产同样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而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学习时报》2008年10月12日。]。但是,经过39年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前列。如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排在世界第10位,占世界份额只有1.8%,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2亿元(约合12.2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达15%, GDP总量增长了近227倍,并且从2010年起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王刚:《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理路》《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高铁运行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港口吞吐量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投资总额、服务贸易总额、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此外,我国的天宫、墨子、天眼、悟空、蛟龙、大飞机等科技成果层出不穷,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等新“四大发明”更是举世关注。对此,美国《时代》周刊在2017年11月13日发售的杂志的封面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着“中国赢了(China won)”,作者布雷默在内文《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一文中指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实力的国家,而美国则落居第二。这说明,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在新时代,我国的发展中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任务仍然很重。”[《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不平衡”是从横向上看的,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的不够平衡。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不平衡为例。在“五大建设”中,经济发展较快,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则相对较慢;以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为例,东部地区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则较慢。“胡焕庸线”最能说明问题,地理学家胡焕庸曾提出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黑河-腾冲一线”,即线以东地区36%的国土面积分布了全国96%的人口,线以西地区64%的国土面积仅分布4%的人口,这种不平衡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改变[王刚:《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理路》《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不充分”是从纵向发展上看的,主要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不从分、人均GDP不充分、发展成果共享不充分等。仅以人均GDP不充分为例,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836美元,北京市以19105美元位居全国第一,而排在最后的甘肃省仅4340美元。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人均GDP为15906美元,排在全国第4位,苏州市以24092美元位居省内第一,而宿迁市以7925美元位居最后。以苏州市为例,苏州市人均GDP为24092美元,工业园区以43792美元居第一,姑苏区则以10340美元在十个县区中排在最后。这三组数据对比说明人均GDP在全国各省、省内各市,甚至市内各县区的分布都是不充分的[王刚:《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理路》《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我国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之后,我国经济水平迅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告别了落后社会生产的历史。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步的主要矛盾。
 
三、辩证之要:“变”与“不变”的统一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改变。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普遍认识是:一般情况下,主要矛盾随着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国情不变,社会主要矛盾通常不会改变;国情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改变。但党的十九大报告却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十九报告关于“一个变化”、“两个没有变”的论断一经提出,就成为学术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的热点课题。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其实质在于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总体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历史进程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必然会出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由于当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我国面临着要大力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实现总体小康的阶段性任务。所以,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只能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产生的历史性影响,这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习近平:《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总体小康已经实现。显然,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实际。因此,党的十九大根据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变化实际,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的判断。虽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没有最终实现,还要为新的阶段性任务继续奋斗。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我国的阶段性任务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对其他各方面的要求更加全面。党的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党的十五大则概括为九个方面。这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发展一个因素,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态文明、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军队和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还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虽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4页。]依然严峻复杂。比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质量不高问题,创新能力不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不力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复杂问题;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问题等。对此,必须全面把握,综合考虑。
        三是应当在把握两个“必须认识到”中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关系。首先,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要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其次,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变化不代表历史方位的变化,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三是应当在把握两个“必须认识到”中正确认识“变”与“不变”的关系。首先,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要随之变化,比如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要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其次,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代表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如果改变这个历史方位,就超越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就会导致工作失误。因此,必须把“变”与“不变”统一起来,推动发展,解决矛盾,要根据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自觉围绕主要矛盾部署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不能因循守旧、畏缩不前;谋划发展,制定政策要牢牢把握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有力回应。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将在认识、把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开辟新境界,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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