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教育七十年--罗炳之
  • 来源:阳光网
  • 发布者:张大华
  • 发布日期:2015/04/02 04:39:59
  • 浏览次数:
现代教育家罗炳之先生,从1916年就任乡村小学教师起,直到1987年于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止,从事教育工作70余年,其中在大学任教达54年之久。他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培养后继;研讨教育理..

  现代教育家罗炳之先生,从1916年就任乡村小学教师起,直到1987年于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止,从事教育工作70余年,其中在大学任教达54年之久。他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培养后继;研讨教育理论,著书立说,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先生,原名廷光,号炳之,20世纪50年代起以号为名,不用原名。1896年夏历6月13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淳化乡云楼村。父为前清秀才,塾师兼行中医。5岁起,父教识字。10岁失怙,由母亲独任教养。15岁从吉安高等小学毕业。家贫,赖亲友资助,方得于1916年毕业于吉安中学。本年起任小学教师。初任乡村教师,原为解决生计问题,后通过教学实践,与儿童的接触。逐步感到当教师的兴趣,体味到此项工作的意义。1918年先生在南昌考入南高等师范学校,得以公费入该校教育专修科。191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其时先生参加了南京学生和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1921年,先生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厦门集美师范任教一年,接着改任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并兼任附小主任。1925年,往南京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修,仍以教育为专业,兼习与此有关的文理基本科目。同时,又在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兼课,就在此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先生在南京参加了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爱国运动。

  1926年,先生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南昌鸿声中学、扬州中学、无锡中学任教。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围攻南昌甚久,情势紧张,枪炮声日夜不绝,学校被迫停课。就在那种情况下,先生还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参照教学原理,写成了《普通教学法》一书,这是先生的第一部著作,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先生参加了江西省欧美留学考试,录取后,以公费生赴美国留学。该年8月,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次年又改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行政和比较教育等学科。1931年学习告一段落(获硕士学位),应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归国任该校教育学院副教授,翌年升为教授,兼教育社会系主任及本校实验学校(包括附中、附小)校长。1933年改任湖北教育学院院长。

  1934.年底,先生又赴英国留学,人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教育学科及其他。1935年8月,先生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出席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教育会议。除参加会议各项活动外,先生还在会议中介绍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概况,并散发了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报告。1936年,在英国研究工作结束,即往欧洲大陆考察了法、德、意、丹、波、苏等国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团体和其他教育机关,历时半年。

  1936年下半年返国后,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1937年,接受北平大学之聘,准备北上,孰料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在湖南长沙和南岳衡山组成临时大学。先生在南岳任教,1938年学校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罗炳之随校来到昆明,同行的有汤用彤、朱自清、贺麟、郑昕、钱穆等人。

  1940年,先生扇形昆明,前往江西泰和任中正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社会教育系主任,任董事长,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回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并重建师院附中、陵小。1948年,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专任教师。该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当年秋季在南京的成立大会,讨论如何发展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问题。

  解放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先生在该校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先生即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后兼院务委员会委员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直至1987年退休。196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先生代表南京教育学会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评介》的学术报告。在本届会议上先生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后任该会学术顾问。

  罗炳之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大都在师范学制(包括师范院校和大学教育系科)系统之内,他学的是师范,教的是师范,直至从范大学退休。他的一生都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他对我国师范教育兴衰起伏的发展变化都有着深切的了解,对维护师范教育的独立竭尽一切努力。

  先生对能肄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修科而引以为快,一因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使寒士得有深造机会;二因我国有尊师传统,出任教师可受社会重视,且亦符合自己早年当教师的愿望;三因出路有保证。当时社会百业凋零,学农、工、商各门的学生毕业后尚且大多也当教师,倒不如学师范当教师更名正言顺。而且,当时的南高师拥有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如陶行知、刘伯明、秉志、胡先、梅光迪、胡刚复、郭秉文、陆志韦、柳诒徵等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人们认为南高师的师资可与北大媲美。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亦是新文化、新教育运动。在当时新教育思潮的鼓荡下,教育革新运动蓬勃发展。中华教育社发行了《新教育》杂志(由陶行知主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都办了教育专刊、杂志,影响甚大;江浙各省纷纷设立各级各类师范学校,以培养新师资;江苏一省在宁、镇、锡、苏、扬、通等地就办有6所普通师范学校及3所女子师范学校,各师范学校还附设小学或独设实验小学,都纷纷试行新教育,成绩卓著。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更是异军突起,使师范园地大放光彩,可谓师范教育一时之盛。

  讵料,好景不长。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幻,人事的更迭,新教育遭受挫折,师范则首当其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定都后,无端将独立的师范学校并人中学,成为高中师范科。乡村师范也无形消灭。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反对。先生当时任扬州中学师范科主任,深知其弊。他曾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著文《师中合并之利弊及个人对本问题的意见》,以维护师范的独立。同时与江苏其他中学师范科主任联合进行抗议,并在1928年上半年,以联合会名义在大学院召集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议案,主张师范独立。出席会议的一些教授也提出了相同提案。与此同时,先生在上海《申报》教育专栏内撰文提出“整理全国师范学制”的建议,为维护师范独立而努力。经此种种,终于促使大学院于1928年7月发出通令,取消高中师范科,将其改为师范学校,增设了乡村师范。抗战期间教育部令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及浙江大学均设置师范学院;另在湖南蓝田新设国立师范学院。1946年,先生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解放后,先生对党和政府重视师范教育及师资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竭诚拥护,尽心尽力地为祖国的师范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1961年秋,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先生被特邀参加,并在会上就师范教育工作的地位、学制,以及专业化、科学化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还参与制定了师范院校教学计划。70年代拨乱反正后,先生仍然战斗在师范教育第一线,为促进我国师范教育的现代化作努力,体现出一片赤诚之心.

  师范教育为何如此重要先生一向认为,师范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师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也关系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为此,合格的师资培养除了进行智育、体育、美育等外,应特重道德教育,而其中教师人格的感化,又是最重要的。教师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必其人道高学博,经明行修,为学者树一良好模范,俾感化于无形”。先生总是以“为人师表,春风化雨”为座右铭,处处注意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学生,既教书又育人。学生们为此而崇敬、爱戴自己的先生。此类事例举不胜举。1924年,先生在河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原打算暑期后另就他职,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来信恳留先生,信中形容他们如“失母赤子,嗷嗷待哺”。教学中,先生饱含的爱国主义情感每每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某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年近花甲的唐同志,于1992年春节来信中说:“您的品格、为人、治学态度、奉献精神都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在教中外教育史时,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您讲捷克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被迫离开祖国时,他面对祖国的方向,双膝下跪,在灾难深重的祖国面前捧起一把热土……不管何时何地,我们牢记恩师的教诲,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现在西安的1956届南师学生龚同志来信说:“您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我们和蔼可亲的态度,深为学生崇敬……真是‘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先生一生培养的学生确实是遍布海内外,桃李满天下。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在海外,港台的学生时有来信来访,留美的博士曾教授特将他保留了数十年的先生照片影印后寄来。以示多年思念老师的感情。先生当年在湖北教育学院任院长时,学校农场将生产的蔬菜分给教职员工,先生从未少付一分一毫;学校的会计、出纳从不任用自己的亲属,而由省财政部门的会计人员专任。学校的事务员得到回扣交给学校,先生一律将它充入公款,从而以身作则树立起廉洁之风。先生在几十年工作中,从未拿学校的一只信封、一张信笺为私用。即使是打公用电话没有零钱,过后也一定要设法补交上4分钱的话费。正是这些小事,先生为学生、子女树立了良好榜样。

  在7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从未停止过对师范教育理论的研究。他凭借亲身的实践、观察,熟谙清末改制后出现的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在研究师范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师范教育的必要性,师范学制的特点、专业要求及教学方法等。除前述的论文,先生在1933年又出版了《师范教育新论》。1928年起,先生先后赴美英等国留学和往欧洲大陆访问考察。他特别关心欧美各国的师范教育,曾将英、法、德、美、苏等国的师范教育特征作了综合比较,取其所长,借鉴于我国。先生介绍的英国的专业化精神,美国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德国的求实训练方法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借鉴价值。先生尤为推崇法国的师范教育制度,他总结了法国师范教育的几个特点:一、为培养各级学校师资,长期以来确立了一整套师范学制,井然有序;二、全国师范课程标准和学习进程,均由国家统一规定,以求整齐划一;三、各级学校师资均由政府培养,也由政府任用,所有教师都属于国家;四、每年按实际需要规定招生名额,务使供求相应,学以致用;五、各级教师职位有保障,待遇优厚,并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先生还介绍了法国高等师范对中学师资的培养一贯严格认真,除入学考试严格要求外,毕业前尚有全国的“中学教师会考”,这对保证师资质量无疑是有力的保证。针对我国有些人斩将轻视师范,认为师范无、无科研的倾向,先生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法国高等师范不仅是全国最高的师资培养基地,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先生还以巴巴黎高等师范校园内巴斯德铜像为例,既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也是第一流的教育家。以上所述,在先生1941年的著作《师范教育》中均的阐述。

  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先生十分重视师范生的实习问题。他对旧有的师范实习的弊端,如范围狭窄,指导无方,以及不注重知识与技能的贯通等进行了批评,并参考美国教育家派克和黎贡等人研究成果,倡导对实习加以科学化指导,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此外,还设计了一整套有关实习的程序和管理方法。这些研究成果为师范院校采用后,收到显著效果。

  为了培养后继,先生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指导。他通过与他们共同备课,让青年教师听课、参加辅导到逐步独立上课等程序,促进他们更快成长;对有条件的青年教师,吸引他们参加编写部分教材,最后独当一面,成为教学的骨干,事业的接班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先生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时刻不忘教书育人,培植后继。他阐发师范教育的重要性,维护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将师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他一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尤其是解放后,对党和政府所颁发的有关师范教育的方针政策竭诚拥护,广为宣传并贯彻执行,显示了老一辈教育家对祖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师范教育)的忠诚,他作出的突出贡献堪为后人里应景仰。

  罗炳之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教材的建设,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先生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又潜心著书立说。他出版和发表的专著有10多部,论文100余篇。其中教育科学研究、教育行政、教学理论和教育史等方面,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0世纪初,先生在大学读书期间,见到美国的一项科研成果:运用摄影技术,观察学生在读书、心算时的眼球运动情况,从中分析研究其学习效果。此后,又多次见到欧美等国对教育科研的重视和推广。当时我国虽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教育科学化的口号也早已提出,然而不重视教师,看不起教育专业的思潮仍甚嚣尘上。一些人把教师当做江湖医生,人皆可任。这还怎么谈得上教育要进行科学研究呢先生决心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积极倡导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利用出国留学机会,注重教育科研方面的学习、研究。先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了以《教育科学运动之发展》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紧接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又将原稿扩大丰富,终于写成了系统的《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专著一部,1932年由国内中华书局出版,立刻受到教育界的关注。

  在《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中,先生不仅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

  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教育科研的重要;而且,针对我国学校的实际,提出了进行教育科研的主要步骤和具体方法。它对促成教育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对那些把教育学当作一种普通常识的言论,乃是个有力的抨击。书中,先生所提出的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法、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等具体方法,不仅在当时为人们所普遍应用,就是现在,仍是我们进行教育科研的主要手段。为提倡教育的科学研究,回国后,先生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开设了《教育研究》课程,同时增设了《实验教育》课程。并与王秀南合著了《实验教育》一书,1933年由钟山书局出版。以后,先生又进一步探讨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容、结构和体系,撰写成《教育科学纲要》一书。由此,形成了一个初步完整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授课后,引起学生极大兴趣,纷纷写出了一些颇有份量的论文。特别是其中朱智贤撰写的《教育研究法》一书,受到大家的好评。自此,国内教育科学研究之风日盛,出版著作也越来越多,但先生并未就此满足,他又将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教育行政、教学理论等其他领域,从而也有效地提高了行政和教学的效能。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教育专业内的分类日趋细微、多样,教育科学的分支也越来越具体、丰富。其中《教育行政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生一方面总结了在国外学习的理论,一方面又结合了中国的时势、学校教育的实际,自编讲义,一边教学生,一边整理研究教育行政的原理。虽然当时正值抗战期间,炮火连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先生却以顽强的意志,执着地追求精神,完成了长达百余万字、上下两册的巨著《教育行政》。书中,先生首次运用了哲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比较的四种方法,对教育行政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当时著名教育家邱椿赞道:“不仅能探求其哲学基础以阐明其精神范畴,而且能广搜一切有关的客观事实加以科学的整理;不仅能叙述我国教育制度的历史背景,以显示其传统的特殊精神,而且能博考欧美各国教育制度的异同优劣,以发挥比较观摩的效能。”“中外流行的教育行政学的书籍何止汗牛充栋,但求一能兼用上述四科研究法而获得成果者,我自愧孤陋,尚未看见过。”先生在这方面研究,的确起了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难怪当时商务印书馆要将此书列为大学丛书。

  在比较教育与外国教育史的理论研究方面,先生的成就更为突出。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先生在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凯德尔(I·L·Kandel)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欧美苏联等国的教育,后利用去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之暇,系统地翻译了凯德尔的巨著《比较教育》上、中、下三册(最后一册由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韦悫先生续竣)。译著出版后,使人们系统地接触和学习了比较教育的理论,因而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名著。

  不仅如此,先生还能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实践,进行比较教育研究。在英国留学期间,先生经我驻英使馆介绍,经常去英国各级学校、社会教育机关参观、考察;后又以半年的时间,专往法、德、意、丹、波、苏等国的学校及社会团体、教育机关进行访问。通过与各国的师生及教育工作者的接触、交流,获得了大量的生动、具体而有意义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先生又将以前在美国留学时定期每周一次去各地城乡学校、教育单位实地调查、参观的情况汇总在一起,写出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一书(上下两册)。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分析比较了这些国家教育发展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总结出它们的近代教育发展的特征。通过这些论述,使人们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发展的现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内容。当时,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的《比较教育》课程,就是以自己的书稿为教材,受到学生的欢迎。

  先生还常用这种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外国教育史,从中获得不少学术上的新启迪、新成就,充分体现出他的认真钻研、求实创新的治学态度。

  在比较各国大学之起源问题时,先生经过了深入的探究,发现我国在西汉末年已有初具规模的大学,证明中国的大学比一向认为是世界最早出现的大学——意大利萨勒诺(Salmo)大学要早l000余年。

  在研究王守仁有关儿童教育理论时,先生认为:王守仁提出的“自然教育论”要比1762年出版的法国卢梭的名著《爱弥尔》(一向认为这是一部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著作,十分受人重视)早200多年。对这种先行的进步教育思想的发现,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比较法国卢梭和英国斯宾塞的教育方法时,先生发现他们虽然都主张运用“自然后果”的原则教育儿童,然而,他们又各自有自身的特点。卢梭的“自然后果”教育原则,并没有加上年龄的限制,认为此种方法对一切儿童均适用。也就是说,当儿童犯了过错,不必立刻制止他或处罚他,而让他从个人的经验中去获得教训,悟及个人行为的后果,从而改正错误。而斯宾塞的“自然后果”原则,却认为这不适合于幼小的儿童。他说:“在婴儿时期,需要有一定份量的专制,三岁娃娃拿剃刀玩,可不能让他从自然后果去学习,因为那后果可能太严重。但是当他的智慧增长的时候,绝对化的干涉就可以而且应该减少。”(《罗炳之教育论著选》)

  这些从细微处见差别、存疑求实的严谨态度,在先生的教学、科研著作中随处可见。

  解放后,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积极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着教育理论的新探索。

  《外国教育史》课程在我国师范院校开设较迟,自己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更不多见。先生自从50年代参加全国《外国教育史》教学大纲制定以来,基本上从事此项工作的教学和研究。尽管当时教学任务重,师资缺乏,但是,先生仍不辞辛苦,挤出时间编教材,有时身体不适,也是一碗药水放在桌上,边喝药,边写作。60年代完成了《外国教育史》上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当在酝酿下册的编著时,又逢十年浩劫,书被抄、稿被焚,一中断就是十几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但壮心未已,他鼓足余勇,又继续完成了下册的编写和上册的修改任务,终于使《外国教育史》上下两册在1987年问世。

  《外国教育史》范围广泛,资料浩繁,先生本着唯物史观,注意征集名家原著及有关资料,进行了深入考究,全面分析。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各个时期各家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区别其精华和糟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它不仅阐明了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及其规律,揭露了阶级社会教育的阶级本质和局限性,指出长时间内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同唯心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而且先生还有重点地对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家进行了较为详尽具体的阐释,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可贵的是,先生还密切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注意从外国教育史中吸取有益于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理论和经验。这部书的出版,不仅为广大师生欢迎,同时,也博得学术界的好评。它荣获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经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的重点介绍,作为优秀图书向国内外推荐。

  耄耋之年理当尽享清福,但是出于教育事业的实际需要,为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先生又在各方友好的敦促下,以及教育界、出版社的积极建议、鼓励和支持下,于九秩寿辰之际,辑成《罗炳之教育论著选》问世。这部著作是先生从自己过去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选取了当时影响较大,如今仍富有现实意义的41篇文章(译著不包括在内),分为教育科学研究、教育行政、教学法、师范教育、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等6类编纂而成。其中还有5篇是初次发表。先生的这种自强不息、永远进取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附件:
【  打印  】【  关闭  】 永久地址:
最新动态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