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儿童 一切为教育--陈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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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者:张大华
  • 发布日期:2015/04/03 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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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1892~1982)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幼儿教育家。浙江上虞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于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同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陈鹤琴(1892~1982)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幼儿教育家。浙江上虞人。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年毕业于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同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和心理学。1918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授、教务主任,并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院长。1927年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长,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学校教育科科长,建立南京教育实验区制度。1928年至1939年,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先后为租界区中国人子弟开办了八所小学(附属幼稚园)、一所女中及工人夜校、义务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主持难民教育协会工作,出任国际救济会教育股主任,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创办儿童保育所和报童学校,开展收容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并大力提倡拉丁化新文化运动。1940年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1945年回上海任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接管外国人所办的中小学,并创立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1946年还兼任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积极支持并保护师生的民主进步运动,并任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上海教师福利促进会等进步团体的顾问。1949年5月在上海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营救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历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49年至1952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至1958年任南京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兼幼教系主任;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教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陈鹤琴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为现代儿童教育的中国化和科学化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现代幼教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最早在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儿童心理学课,并结合教学进行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的实验研究。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并进行了课程、故事、读法、设备等多项实验,提出办园应适合国情,课程应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采取游戏式教学法,教师应是儿童的朋友,儿童教育是幼稚园和家庭的共同责任等主张。在长期的实验研究中,他提出了“活教育”的主张。他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包括三大目标: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五种活动:儿童的保健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文学活动,以及17条教学原则和13条训育原则。其间共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智力测验法》等专著,创办了《幼稚教育》、《儿童教育》、《活教育》等刊物。主编幼稚教育丛书,儿童科学丛书,编写了多种幼稚园书籍、教材和儿童读物,创制了许多玩具、教具和体育、游戏用具。一生留下了近400万字的专著、论文等,现已出版《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陈鹤琴全集》(共六卷),为我国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陈鹤琴,浙江上虞人,1892年3月5日(农历二月七日)诞生,1982年12月30日因病逝世。

  陈鹤琴幼时读过私塾,1906年人杭州蕙兰中学读书。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秋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公费留美。先在霍普金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取得教育硕士学位。

  1919年8月,陈鹤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从此,陈鹤琴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卓越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他一生留下了近400万字的著作、论文等作品,这是我国教育研究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现在《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六卷本《陈鹤琴全集》均已出版。

陈鹤琴在南高师

  1919年9月,28岁的陈鹤琴任南高师教授之后,与陶行知、郑晓、廖世承、陆志韦、俞子夷、涂羽卿等教授共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扫除学校暮气,建立有生气、有活力的新校风,陈鹤琴大力提倡课外活动,培养学生自治精神。他还参加校方成立的考试、演讲、暑期学校研究等委员会,并任游艺和制定校徽委员会主任。11月,他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学生自治之结果种种》,介绍美国学校有关学生自治的学说及其实施效果。

  1920年春,陈鹤琴担任新教育共进社英文书记。该社系郭秉文、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于1918年10月发起成立的全国教育团体及学校之组织。同年,他针对“五四”前后社会上热烈辩论的“婚制”问题进行研究,在江浙两省6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中作抽样调查,将其中631份问卷进行分析,写成调查报告《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被列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丛刊第一种。该文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普及女子教育等改革婚姻制度的主张。次年,该文在《东方杂志》等18卷第4、5、6号上连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4月8日,李大钊同志在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座谈时,肯定其研究价值,称赞并要求会员学习、推广陈鹤琴所用之研究方法。

  1921年,陈鹤琴还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和《科学的考试法》;在南高师《教育汇刊》上发表《儿童之好问心与教育》和《儿童用书与儿童心理》等文章,分析儿童与成人不同的心理,儿童期的价值与教育的方法,批判常人对儿童的“误谬观念”和“误谬教育”。7月,他与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测验法》出版,列为南高师丛书之一。同时编制中小学各项科目的各种测验,推动教育测验运动的开展。8月,中华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他任学会总务股主任(该会于次年1月出版《心理》杂志)。9月,由陶行知推荐,陈鹤琴主持接待来华考察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教授。随后,陪同孟禄去北方参观、讲学,并作翻译;12月,在南开大学与张伯苓座谈并赴京参加教育讨论会。12月,还与陶行知等共同支持新教育共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编辑社等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介绍欧美教育学说,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农、工、商科改为东南大学,陈鹤琴任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和教务部主任。1922年,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语体文应用字汇》,此项研究花去他两年多时间。他依据90多万字的白话文材料,选出4719个常用单字,编成我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开创了我国汉字字量的科学研究,对编写小学课本和普及教育起了推动作用。此研究成果为陶行知、朱经农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提供了用字的依据。1922年春,他赴上海及江浙各地公、私立学校,对3~20岁的1400名幼儿和学生作教育测验。9月,与廖世承、陆志韦等同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考尔博士(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来华任测验指导员)一起,在东南大学共同促进我国测验运动的发展。

  1922年12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并人东南大学,陈鹤琴继续任教务部主任兼教授。是年,他与廖世承合编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法》和《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材料》,由南京高师教育科出版;编写的多种小学、中学教育和智力测验材料与文章陆续发表;在《教育汇刊》上发表《我对于儿童的惧怕心之研究》;在《心理》杂志上发表《智力测验的用处》、《心理测验》、《研究儿童知识之方法》、《理解性之学习法》等文;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一个算术测验》、《一种国文测验词句重组》等文。

陈鹤琴与鼓楼幼稚园

  陈鹤琴作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先驱,他一生热爱儿童,精心研究儿童心理,创办了许多幼稚园及小学。1923年,他在自己家中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幼稚园,对幼儿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观察研究;1928年,他在南京创办了5个实验学校和幼稚园,后来又在上海租界创办了7所小学和附设幼稚园。陈鹤琴在创办小学和幼稚园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研究,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幼教理论和原则,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就是他开展幼教实验研究的一个典型。

  陈鹤琴创办鼓楼幼稚园,是同他研究家庭教育和儿童心理紧密联系的。他认为幼稚教育是幼稚园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总和,幼稚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认为人“从初生到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儿童的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等,都要在此时期打好基础。如果基础打得不稳固,则健全的人格就不易造就了”。在“儿童必须从初生到6岁加强教育”的思想指导下,他于1923年春在自己家中办了幼稚园,这是他创办鼓楼幼稚园的前奏。

  20世纪20年代,幼稚教育在我国尚处于萌芽状态,在学制上尚无地位,少数几个幼教机构,不是慈善事业性质,就是教会办的。这些幼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不是抄袭福录培尔、蒙台梭利的一套,就是灌输宗教迷信的东西。针对这一现实,陈鹤琴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办幼稚园,建立中国化的幼稚教育,进而推动家庭教育。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当时东南大学教育科人力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资助。鼓楼幼稚园成立之初,是以“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的名义出现的。当时聘请了东南大学讲师、美国人洛林斯为幼稚园顾问,留美回国后在东大附中教音乐的甘梦丹为教师,人园儿童10多名。1925年,鼓楼幼稚园正式成立董事会,由东南大学教授11人组成,发起募捐,并在陈鹤琴住宅邻近购地三亩,建筑幼稚园园舍,利用空地开辟游戏场和草坪,布置小花园、小菜园、小动物园等设施。陈鹤琴自任园长,并增聘了教师。园舍落成后,鼓楼幼稚园便告正式诞生。同年,聘请了东大教育科毕业生张宗麟任园研究员,协助陈鹤琴开展一系列教育实验研究。

  陈鹤琴从鼓楼幼稚园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课程实验、读法实验和设备配置方面的研究。

  课程实验是在1925????1928年内完成的,共分三个时期进行。这项实验涉及到教材、教法的研究。第一时期叫“散漫期”,特点是:无固定的教育计划,对儿童也不作限制,任其自由活动;教师只从儿童的兴趣和经验出发,布置环境,在旁指导。这样的实验,初衷是想让儿童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不料效果适得其反。在这样的课程实验中,对儿童的教育活动无法开展,反而养成儿童许多不良习惯,诸如注意力不集中、自由散漫、无所作为、倔强、不听话等。这种一味追随儿童兴趣的课程,教材也不可能系统化,因此只得改变方法,进入第二个时期的实验。第二个时期叫“论理组织期”,特点是:教师把课程事先编订好,按计划有系统地上课。这种课程,根据一年中的时令、季节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从中选取教材,循序渐进。实验表明,这样的课程,虽然完成了预订的计划,但忽视了儿童偶发的兴趣,不能照顾儿童的需要。由于课程安排太呆板、无变化、不灵活,儿童完全置于被动地位,因此陷入了“注入式教育”的泥坑。这是不足取的。第三个时期叫“中心制时期”,特点是:课程内容按时令、季节,从儿童生活所直接接触到的自然、社会现象中选取教材,预订一周或几天为一个中心,通过常识、故事、儿歌、音乐、游戏和工作等各项活动进行教育。这样,既可以围绕一个中心把各项活动联系起来,又可以让各项活动独立取材,自成系统,使课程既有计划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如遇偶发事项也可以改变活动内容以照顾和满足儿童的特殊需要。编订中心制课程,由于包括的活动多,必须事先考虑儿童的能力、经验、兴趣以及与实际生活有关的内容。因此,教师必须十分熟悉儿童发展的特点,了解儿童生活的环境,才能将课程准备得恰到好处,使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经验,发表在1927年第l期《幼稚教育》月刊上。尽管当时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但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中国的幼稚教育起到了改进和推动作用。

  鼓楼幼稚园的读法实验,是由当时社会和家庭都在争论要不要教幼儿识字的问题而引起的。陈鹤琴认为,识字一事应当成为让儿童快乐而不是痛苦的事。他在实验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如采用教具识字(用骨牌刻字、在小圆球上写字、用得赏盘识字等),通过游戏、竞赛的方式识字,这样儿童感到很快乐,也容易认字、记字。此外,他还试验了用歌谣、儿歌、故事等方式方法,让儿童逐渐熟悉字和字句。在实验中,陈鹤琴为幼儿编了一本《幼稚园课本》,这本包括简短儿歌、故事、谜语以及练习等内容的综合性教材,深受儿童的喜爱,儿童识字效果也比较好。

  陈鹤琴通过读法实验,得出了幼稚园可以采用科学合理的读法教学让幼儿识字的结论。他认为,儿童学识字和学语言是相通的;语言(讲话)是人的听觉与发音器官同时起作用,识字则是再加上一个视觉的作用。如给儿童讲了“猫”的故事,给儿童看一个“猫”字,再看一张“猫”的图画,这样,儿童不但对“猫”的故事感兴趣,而且对“猫”字也会产生很深印象。他还认为,识字与图画手工等一样,都属于儿童发表意见的活动;“字”不是神秘的东西,识字写字都是儿童发表自己意见的方式。因而,教幼儿识字必须采用游戏的方法,有静坐的游戏,也有活动的游戏,这符合儿童的生理、生理需要,有益于发展他们愉快的情绪,增进他们身心的健康。他又认为,教幼儿识字不是要幼儿死记符号,“读法不是符号的熟记”,绝对不可强制幼儿去学识字。陈鹤琴经过对幼儿读法的实验,曾编订出一份“幼儿读法字汇表”,计253个字,供各地幼稚园参考。

  陈鹤琴重视幼稚园设备的配置和研究,他认为:“设备是幼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可以刺激儿童,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反应能力,而且还能为儿童创造学习、锻炼、娱乐的适宜环境,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况且没有设备也无法进行教学。自然和社会现象虽然很丰富,但往往不易为教师所支配利用。所以,教师一方面利用自然界和社会状况指导幼儿游戏,进行各方面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就非得借助相应的设备不可。”陈鹤琴重视设备对教育儿童的意义,针对有的幼稚园把玩具作为装饰品锁在橱里,有的幼稚园选购玩具缺乏标准而不考虑教育作用等现象,他对幼稚园的设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购置设备要卫生、安全、符合儿童需要、有艺术意味等标准和合理运用这些设备的方法。他将幼稚园的设备分成手工、图画、积木、识字识数、游戏、音乐故事、自然常识等七类,分置七处,儿童可在一定时间内自由选择运用,教师从旁指导。他说:教师对于设备的最大责任就是要达到“使设备和儿童发生关系的目的”。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研究设备时,极力提倡应自己设计和利用废物自制设备。他认为竹片木头、旧布破袜都可以用来自制玩具、增添设备。在实验过程中,他善于仿制、改制乃至创造设备。如读法实验中用的教具“得赏盘”,是根据民间出售的“转糖人盘”改制的;利用民间捏制米粉人的原料,作为儿童的手工材料(有似今天的橡皮泥);从外国友人处得到一张摇马制作图,他就加以仿造;从国外带回一个手指动物木偶,他就动员幼稚园教师仿制各种人物形象的手指木偶,这样就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发挥了教育作用。总之,陈鹤琴关于幼稚园设备的研究是富有创造性的,在他主持过的许多幼稚园里,基本上采用他所研究过的设备,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奠定了他幼稚教育理论的基础。在“儿童必须从小教起”、“幼稚教育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指导下,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于1927年提出了他的幼稚教育理论,写了题为《我们的主张》一文。他在文章的开头说:“我们的主张是从办幼稚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现在办这个幼稚园已有几年的历史了。我们在办园之初,是先有了研究,根据儿童心理、教育原理和社会现状确定了下面的主张,然后照此去做的。”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以及他的幼稚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幼稚教育影响很大,对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开创先河的贡献。

陈鹤琴与江西泰和幼师

  陈鹤琴在创办幼稚园和小学的过程中,深感师资的缺乏,因此早就想创办一所幼稚师范学校,为培养中国化的幼教师资进行实验研究。

  1940年春,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已有几许白发的陈鹤琴来到重庆。他这次进渝,是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电邀面谈有关请他出任国民教育司司长一事而成行的,但是他拒绝了司长的官位,决定到江西创办一所实验幼师。他与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钟昭华一起回忆起20年代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的情况,深感中国幼儿教育师资的严重不足。他感到创办幼师,培养师资,是关系到祖国百年大计的大事,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使命。

  创业之艰难是众所周知的。当时我国还没有一所独立的、公立的幼师,要在抗战时期白手起家创办一所像样的师范学校谈何容易。陈鹤琴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费和师资队伍。建校经费预算为6万元,战时国家财政困难,这笔在当时极为可观的钱从何而来要建立一支师资队伍,值此乱世,又从哪里聘请多少人为陈鹤琴发愁。然而,充满乐观情绪、怀有坚强信心的陈鹤琴,将自己克服困难的力量建立在对儿童和幼教事业的满腔热情上,他以“要做事,不做官”的决心和坚如磐石的意志,终于战胜了困难。6万元经费预算被政府削减为25000元,他只得处处精打细算,节约开支,甚至自己动手建造校舍。他用自己常教导人的话“人人皆我师,处处有学问”来指导自己,躬身向竹匠、木匠请教,获得不少建筑知识,进而改变建筑计划,把营造商包办的一切工作都承揽过来,自己设计、购置材料,自找工人包建校舍。建成的校舍虽然简陋,但很实用,并节约了大量费用。聘请教师,陈鹤琴早就成竹在胸,他从省内外广泛罗致人才,其中大都是他的学生或朋友。就这样,经过日夜操劳、不懈努力,陈鹤琴终于在江西大地上创办起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即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幼师的校址设在江西泰和密植松林的大岭山上。走上山坡,从松林中可隐约看到简陋的教室和办公室。建校之初,所有设施只能为两个班的学生提供生活、学习的场所,后来又陆续建了一些校舍,学生都亲自参加建校劳动。学校还开辟了农场,让学生在课余参加生产劳动,培养自立意识,锻炼各种能力,树立爱国、爱校、爱教育事业、爱儿童、爱劳动、爱生活等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促使学生学会做人,为祖国的幼教事业作贡献。这些做法,实际上体现了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他的“活教育”实验也就是从创办幼师开始的。

  幼师第一届学生共80人,于1940年10月1日开学。当这些学生第一次踏进校门,走上山坡时,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大路两旁松树上张贴的“活教育”主张,这便是陈鹤琴“活教育”的三大纲领:1.活教育的目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的中国人;2.活教育的课程——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3.活教育的方法——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这些学生们在新奇和兴奋中初步感受到了活教育的涵义。

  进入幼师后,学生们经常走向大自然,走向大社会,参加各项活动,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各项活动中,作为全校“总指挥”的陈鹤琴事事以身作则,处处身先士卒,从没有一点校长的架子。当学生们不会烧饭做菜时,他就亲手示范,让学生们获得烧饭做菜的知识;当农场需要开垦和种植时,他赤脚下地,亲临指挥,鼓舞师生斗志;在农场的丰收庆祝会上,作为校长的陈鹤琴定会登台或演唱儿歌或朗诵诗歌。他始终和蔼可亲,与师生打成一片。幼师的学习生活因此而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由于校址建在山坡上,幼师的用水问题十分严重。为了寻找水源,陈鹤琴披荆斩棘,访遍山坡沟壑。找到水源后,他亲自测定水质,测定水的流量,引水到校,终于解决了全校数百人的用水需要。全校师生赞不绝口地称:这是陈校长博学多智的成功,是值得全校师生永志不忘的大好事!

  陈鹤琴在幼师初创时,曾为学生开过一门在当时十分新鲜的《人生心理》课程,这是陈鹤琴的独创。他以一个人做人做事所具有的相应的心理活动为教学内容,结合自己数十年做人的经验,向学生现身说法,讲授做人做事的道理。他在《写给青年》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科学的人生哲理,给青年人指出了一条做人做事的光明道路,对幼师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江西幼师创立于战争年代,时局的动荡不安,不免给学校的事业发展带来重重危难,但陈鹤琴始终抱着乐观向上、坚定不屈的信念,关心和培育着一批批青年人才。他把培养青年与战时、战后复兴中华民族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他对青年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爱心,为的是将他们培养成为培育祖国幼苗的专门人才,他始终不渝地排除一切困难为办好幼师而奋斗不已。幼师的学生全部住宿学校,身为校长的陈鹤琴念及他们都是初次离家入学,定有思家之苦,便对他们关怀备至。当学生们晚自修回到宿舍,他便常去看望他们,问寒问暖;学生有病,他立即组织治疗,从不耽误。他对学生从来都是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学生们感到十分亲切。他对学生生活上的关怀、学习上的督促和精神上的鼓励,深深地打动了学生们的心,因此,学生们背后都称陈校长为“妈妈”。多么亲切的呼唤!这是陈鹤琴以母亲般的慈爱心肠对待学生而赢得的由衷爱戴,是他作为一个幼教专家而获得的最大成功。

  1943年,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并增设了幼稚师范专修科。从此,“幼师”在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在新的道路上更快地向前发展。

陈鹤琴教育思想概述

  陈鹤琴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非常丰富,加上所处的历史时期比较复杂,因而需要从各个方面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科学地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有益于我们对教育理论以及教育改革的研究和探讨。这里就其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贡献作一概述。

  首先,陈鹤琴开辟了幼儿教育中国化的道路。

  1927年,他针对当时外国教会垄断中国幼儿教育的现状,在鼓楼幼稚园多年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了15条主张。他认为,“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因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因此,我们“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当然,陈鹤琴并不盲目排外,他认为“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惟一的条件”。这样的“幼稚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充分适应社会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陈鹤琴在创办江西泰和幼师的实验研究基础上,又创立了“活教育”理论体系。他在《活教育的教学原则》一文中提出了17条教学原则,即: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遵循这17条原则的目的只有一个:“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充分体现了陈鹤琴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陈鹤琴还特别重视向儿童进行中国历史的教育,1938年出版了由他和陈选善编的《中国历史故事》40册,其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加强抗战救国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认为:新中国幼儿教育的目的是为祖国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他提出了编制幼儿园课程的十大原则,其中第一条“是民族的,不是欧美式的”,第六条“是配合目前形势和实际的需要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他认为,不论故事、歌曲、玩具、教材、教法都应该跳出英美式的范畴,使幼儿园的教育不致与社会脱离,真正做到中国化。1979年11月,陈鹤琴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摸索出一条中国化的幼儿教育路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要对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玩具进行科学实验的建议。

  在探索幼儿教育中国化的道路上,陈鹤琴有多方面建树。在儿童心理研究方面,他最早运用观察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儿童心理的发展规律,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在家庭教育方面,他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理论,总结出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撰写了《家庭教育》一书;在幼儿园教育方面,他试验了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的整体教学法(即单元教学法)课程,创编、创制了许多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教材、教具、玩具以及课桌椅等设备,并创办了培养中国化幼儿园教师的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和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总之,陈鹤琴从理论到实践,都为幼儿教育开辟了中国化的道路。

  其次,陈鹤琴奠定了幼儿教育科学化的基础。

  陈鹤琴认为,要教育儿童,首先必须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心理发展规律和年龄特征,这是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他在《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认为,人生一切的活动都需要在儿童期内发展,“儿童期是发展个人的最好机会,什么言语,什么习惯,什么道德,什么能力,在儿童时学习最速,养成最易,发展最快”。他指出“环境既然复杂,学的时期当然要长,如果全靠先天的遗传,而不加以后天的学习,必不能适应这样复杂的环境”。由此,他认为,“儿童期包涵两方面意思:一方面儿童期是发展能力的时期,另一方面儿童期具有可以发展的性质,此即所谓可塑性或谓可教性”。他还指出,儿童期不仅对其个体具有奠基意义,也是改进家庭、改进社会和促进文化进步的原动力。

  陈鹤琴还依据儿童的心理特点,提出了教育教学的原则。他认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有好动心、好模仿、好奇心、游戏心、喜欢成功、喜欢野外活动、喜欢合群、喜欢受称赞等特点。因此,只有依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实施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陈鹤琴还依据儿童特点,提出了儿童的三个学习原则:一是“刺激”的原则,刺激必须优良、正确;二是“联念”的原则,“刺激”必须快乐有趣,时间要长、次数要多,“联念”才能深刻而牢固;三是“动作”的原则,第一次动作要格外留意教导,以免错误,养成习惯时不宜有例外的举动,学习事物须让儿童自己与事物相接触,不能包办代替。据此,陈鹤琴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作为基其活教育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并提出了有关的教学原则。

  陈鹤琴在研究儿童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儿童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主张;关于幼儿园的课程应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的主张;关于重视游戏、制作、观察、参观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主张;关于采用暗示法、替代法、比较法、比赛法以及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等一系列幼教思想,无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陈鹤琴富有民族性、科学性的幼教理论和实践,为我国幼教事业的中国化、科学化开辟了先河。

永远怀念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他一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幼儿教育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陈鹤琴曾在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主持校政工作8年。在这8年中,南师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他对奋发向上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喜欢的。文娱晚会上,他必定会演上一段学生们喜爱看的“我是一个小兵丁”;运动会上,他总是背上挂着号码布,与老教师们比赛竞走;星期天学生食堂缺了鸡蛋、油条,他就会生气;新年的钟声刚敲响,由他装扮的新年老人必定被欢天喜地的青年人簇拥着……作为南京师院第一任院长的陈鹤琴是如此平易近人,深受全校师生的爱戴。他在创业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情况下,识大体、顾大局,勤俭办学,艰苦创业,于建设教学大楼的同时,征荒山、平土地,搭草棚教室,修学生宿舍。尤其令人难望的是,在没有礼堂的情况下,他将人马拉到大草坪去开会。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谈凤梁教授在《陈鹤琴院长在我心目中》一文中回忆道:“9月1日清晨,学校宣布晚上举行开学典礼,地点在大草坪。我惊愕了:连小学开会,也得让大家端坐在房子里,讲究一点气氛。这是怎么回事典礼开始了,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中等个头、满面红光的长者走上台阶,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最高气温37℃,太热了,学校没有大礼堂,所以开学典礼在大草坪举行。我们因时、因地制宜,各位同学感到奇怪吗……“喔,原来如此!’我心里想道。‘开会有无质量,大概关键在于报告内容,时间、地点或许不是重要因素。’……”这大概就是陈鹤琴先生的办事风格。

  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学识、品行,鼓舞着一代代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后来者。我们今天怀念陈鹤琴先生,首先应该学习陈鹤琴先生的为人品德和他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陈鹤琴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做人、做事、做学问和献身伟大事业的光辉典范。江泽民同志1988年11月20日为陈鹤琴先生雕像墓碑落成题词:“学习爱国老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献身精神和创业精神,深化教育改革,为培育四有新人,振兴中华的大业而奋斗!”我们要以陈鹤琴先生为榜样,在工作中努力开拓,奋发图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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