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园桃李香馥郁 华章风范一代师--高觉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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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者:张大华
  • 发布日期:2015/04/03 1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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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觉敷(1896~1993)中国近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浙江温州人。早年就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被选送至香港大学教育系学习,1923年毕业,赴上海暨南学校教授心理学。1..

  高觉敷(1896~1993)中国近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浙江温州人。早年就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被选送至香港大学教育系学习,1923年毕业,赴上海暨南学校教授心理学。1926年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哲学教育部编辑、主任编辑。1933年转任广东襄勤大学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部主任,1940年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以后还担任过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金陵大学心理系主任兼国立编译馆编纂。1952年院系调整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1954年任副院长。

  高觉敷一生著述丰富,成果卓著。他自20年代起就开始发表文章,先后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观察周刊》、《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60多篇。并出版了《群众心理学》、《现代心理学》、《心理学名人传》、《教育心理学》等著作。主编了国家教委统编教材《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和《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翻译了《实验心理学史》、《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研究》、《形势心理学原理》、《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外国学术名著。

  高觉敷对我国心理学最杰出的贡献在心理学史研究方面,具体表现在:①全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概括为天人、人禽、形神、性习、知行和理欲六对范畴;②全面评价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③对勒温的拓扑心理作了系统的研究;④对皮亚杰、麦孤独、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做了大量研究。

  1978年以后,高觉敷担任过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主委、名誉主任。1981年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1984年任普通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了多名心理学史博士。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3)先生自1923年大学毕业后,终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不管是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还是在春光明媚的新社会;不管是身处逆境之中,还是春风得意之时,他都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坚持在心理学园地里耕耘、开拓。他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师范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暨江苏省主委等,积极参政议政,堪称党的“诤友”、“挚友”。

终生从教 献身师范

  高觉敷原名高卓,字觉敷。1896年11月4日出生于浙江温州市,汉族。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1918年,由北洋政府选送报考香港大学,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23年毕业,被授予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高觉敷先生受聘于真如暨南学校师范科教心理学和生物学。1932年,接受四川大学电邀前往成都,任心理学教授。1933年暑假,转应广东省立勃勤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林砺儒的邀请,任该院心理学教授、教育系主任。1939年,到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继续指导研究生工作,并兼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1940年,受聘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该院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1945年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高觉敷先生随国立编译馆到南京,兼任金陵大学教授,后又兼任教育系主任。

  解放后,院系调整,高觉敷先生被任命为南京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52年,南京师范学院建立,担任教务长。1957年任副院长。

  解放前,高觉敷先生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师范院校工作,但由于战乱和时局的动荡不安,他只忙于协助设置战时课程,专心致志于教学工作和处理业务,只是在解放后才开始真正接触高等师范教育的实质性问题。

  高觉敷先生认为,要办好高等师范教育,就必须强调师范化,面向中学。1953年9月、10月间,作为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高觉敷先生随院长前往北京,参加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高师教育会议。学习了大会的报告,他认识到高师教育是整个普通教育的关键,它直接影响到中学教育的质量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于是在这次高师教育会议结束后,他在校内传达了会议精神,进一步宣传“师范化”和“面向中学”,掀起了“教师学点教育学”的高潮。学生每周上课36小时,在三年级和四年级安排两次教育实习。

  当时有不少人误解了。“师范化”和“面向中学”,认为高师各专业的学生只要能够在中学任教某几门课就行了。这就导致了片面性的师范化,不是根据中学教学的实际去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而是让高师各专业的水平一味迁就中学的实际,偏重各科教学法的学习,忽视了专业质量的提高。加上对专家思想的批判,似乎意味着高师教育不需要专家。与此同时,高师毕业生在中学教学的实践中也暴露出科学基础不扎实和优势不长久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片面强调师范化的缺点,高师教育曾一度产生了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倾向。

  如何将师范性与学术性融合为一,提高高师教育的质量呢?高觉敷先生认为:一方面是学而不厌,另一方面是诲人不倦。简言之是学和教,即古人说过的教学相长。在纪念教育家林砺儒诞辰一百周年时,高老细读了《林砺儒教育文选》,他十分赞同林砺儒的观点,即:一为学艺训练——教师所要任教的学科训练;二为专业训练——教育教学的训练。高老认为,如果高师教育既重视学科教学训练,又重视专业训练,共同提高,这样,既可突破师范化的片面性,又可避免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倾向。高师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接受教育学、心理学的教育,进行教育实习,而且要用教育观点鉴别教材和讲授教材。因为高师各系和综合大学各系是有不同的性质、方针和任务的。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85年,已近九旬的高觉敷先生仍十分关心我国的师范教育事业。这年6月,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正确处理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高师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高师办得好就可以提高中等教育质量,培养出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为各大学输送高质量的新生。但是,办好高师的难度大于其他院校。因为高师除教育系外,其他各系都要学习两个专业,即教育学科和毕业后所要任教的学科。如何处理好专业课和教育课的关系,一直是办好高师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在回顾南师大办学所走过的道路时说,建校初期,由于大部分教师来自普通大学,为了使大家认识高师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师范化”、“面向中学”的口号,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应引以为成的是,将“师范性与学术性对立起来”造成认识的片面性,似乎高师教师只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在中学任教就够了。因此,所谓“面向中学”,不是希望高师进一步提高中学教育质量,而是降低高师的教学水平去适应中学教学的现状,这是对高师教育的曲解。

  文章说,这个曲解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应有的纠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就是“用综合大学的学术水平要求师范院校或者是提倡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有的师范院校索性改办成普通大学了。

  因此,高觉敷先生认为,现在再提师范院校的师范性是非常及时的,它是根据30多年来办高师教育的经验而重新提出的,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迈出的新一步,是与师范院校的学术性相统一的。在强调学习教育学科的同时,提倡各系专业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免重蹈这个口号片面性的覆辙。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真知灼见,高觉敷先生在这年的江苏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向高教局建议请教育部召开高师教育会议。”建议在改革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重新学习党的高师教育的方针,明确高师教育的任务,讨论如何改革师范教育,使它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授业传道 育人楷模

  解放前的旧中国政治黑暗,时局动荡,高觉敷先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很难安居乐业的。但他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坚持授业传道,致力于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觉敷先生的博闻多识,其教学融汇中西,分析精辟,讲解透彻,启迪入微,使学生大开眼界,从而使不少人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上了心理学专业,其中一些人后来终生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些人,如朱曼殊、李伯黍、伍棠棣、杨尔衢、陈汝懋(已故)等成为我国知名的心理学专家。可见,高觉敷先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

  解放后,高觉敷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从事行政领导工作,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78年得到纠正。在含冤20多年的时间里,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始终毫不动摇。他丝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执着地为党工作,为师范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1958年暑假前,“右派”帽子还重重压在头上的高觉敷先生,接到通知要他在暑假后为教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心理学史。这说明党还是信任他的,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了开好这门思想性很强的课程,高觉敷先生不顾南京夏日炎炎的高温,夜以继日地写讲稿。开课后又边讲边写,完成了全部讲义。此后连讲4年,并且每年根据学生的反映和自己的思想变化,尽量修改,以臻完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心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了坎坷,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受到委屈,却仍然拥有无怨无悔的坦荡胸怀。

  “四人帮”被粉碎后,高觉敷先生虽年事已高,却壮心不已,在进行心理学史研究的同时,继续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师范人才。十几年里共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7名博士研究生。在教学中,他教导研究生,一定要重视基础,“先博后专”:大厦的基底越宽,才能盖得越高。对研究生的论文,他总是亲自修改,有时甚至修改好几遍,连一个错别字也不放过。有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译错了一个英文单词,高觉敷先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并写了一篇文章加以纠正,使这个学生很受教育。

  在研究生的培养中,高觉敷先生和其他导师一起坚持教书育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指针,积极引导研究生着重学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促使研究生掌握评论西方心理学流派的思想武器,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说,我们培养的不是西方心理学的宣传员、广播员,而是要培养和造就善于借鉴吸取其精华,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人才。高觉敷先生勉励学生要学以致用,把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心理学是一门民族性、地区性很强的科学,中国的心理学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而应从实际出发,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在教学中,高觉敷先生努力把握研究的思想脉络,有针对性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1982年,高觉敷先生看到个别研究生滋长起骄傲自满的情绪,就及时加强教育,还特意为心理学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公约,其中有一条是“小才易骄,大智若愚”,告诫全室师生要戒骄戒躁,踏实谦逊。这份公约至今还保存在研究室,成为历届研究生治学的座右铭。

  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学校部分学生上街游行,高觉敷先生及时召集了全体研究生会议,告诫他们不要参与那种错误的活动。他还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切身体验,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扎实的专业知识教学,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养成了研究生勤奋踏实、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1991年教师节,当从事教育工作5年以上的教育系幼教班的全体同学去拜访高老,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时,高觉敷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历数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赞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还勉励大家说:“你们不但要刻苦学习教育理论,争取教好书,而且更要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努力育好人。拜访结束时,应同学的要求,高老欣然写下了“爱国首须爱党,教书不忘育人”的条幅相赠。这饱含哲理的语言,充分显示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升华。

  高觉敷先生爱党爱国,教书育人,身体力行。1986年12月,他将自己的6000元稿费全部捐献给教育系,建议作为学生奖学金。该系领导研究决定,用这笔经费设立“高觉敷奖学金”,用以奖励在学习和科研中成绩突出的本系学生。

造诣精深 成果卓著

  早在香港大学期间,由于老师讲授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时善于启发、深入浅出,使得高觉敷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在课余阅读了心理学的参考资料,为了充实心理学知识,他还选读了两年生物学课程,参加了以青蛙为对象作反射活动的实验观察。

  大学毕业后,高觉敷先生除了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心理学史、心理学流派的研究与译著。1923年10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新心理学与教育》一文,引起了该刊主编李石岑的注意。从此以后,陆续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麦独孤的灵魂论及其批判》(分上、下两篇,1923年3月号和4月号)、《机械主义与生机主义的教育》(1924年3月号)、《心体平行论与心体交感论》(1924年4月号)、《心理学的对象与方法》(1924.年9月号)。此外,他还在《东方杂志》、《中华教育界》、《民铎杂志》、《观察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评介西方心理学派的文章,共计150多篇。

  1926年在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期间,高觉敷先生翻译了杨琴巴尔的《社会心理学史》,主编出版了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大辞书》(主编还有朱经农、唐钺。王云五赞语:《教育大辞书》由朱经农、唐钺创始而高觉敷“续竞其功”)。这部工具书出版迄今虽已逾半个世纪,但词目的翻译仍没有更改,“义务教育”仍然是“义务教育”,“督学”还是“督学”,就连新近编译出版的《英汉心理学词汇》中的许多条目仍是参照《教育大辞书》修订的。正如高觉敷先生的学生陈孝祥先生所言:我们称颂高老夫子,像苏轼称赞韩愈那样“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一点也不夸大。

  以后,他著述更是一发不可收,他的主要著作有:《群众心理学》(中华书局1933年版),《现代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心理学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教育心理学》(中华书局1946年版),《心理学讲义》(1964年末出版)。译著有:波林《实验心理学史》(1935年第1版,1981年重译再版),考夫卡《儿童心理学新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30年第1版,1985年重译再版)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6年第1版,1986年重译再版),勒温《形势心理学原理》(1943年),以及格式塔学派一些代表著作。所有这些表明,高觉敷先生在传播西方现代心理学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78年拨乱反正后,高觉敷先生报党报国之心未泯,勤奋耕耘,贡献更大。1982年,他主编出版了《西方近代心理学史》,该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和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

  1985年出版了《中国心理学史》和《心理学史》。1983年与潘菽合著《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1986年主编出版了《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1987年主编出版的《西方心理学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文科学术著作奖。1988年,《高觉敷心理学文选》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和省优秀图书奖。

  1983年,美国利黑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J·布劳柴克博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高觉敷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是“编撰一卷以研究从孔子到现在的原始材料为基础,全面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也是最庞大并为国际学术界特别关注的科研计划,像这样的科研项目,在世界文献中还没有先例”,“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宝库的空白”。同时,他在这部书中还专节介绍了高觉敷先生及其主持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史研究室的工作,称誉高觉敷先生是“目前年事最高而仍致力于心理学史工作的中国学者”,赞扬这所心理学史研究室的建立“在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工作史上可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中可见,高觉敷先生在心理学史上的建树已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治学严谨 奖掖后学

  高觉敷先生以其严谨质朴的学风而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他总是认真查阅核实有关资料,从不凭印象推断;所写文稿总要反复修改,从不草草了事就拿出去发表;对心埋学各流派的观点,都认真研究,力求弄清楚来龙去脉,然后阐述自己的见解。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高觉敷先生虽已步人耄耋之年,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治学精神丝毫未衰。凡去拜访他的人,都为他那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深深折服,肃然起敬。

  高觉敷先生严谨治学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勤、钻、恒、谦。

  高老认为“勤”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在进行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增订版的翻译工作中,原著有很多附注,这些附文是希腊、拉丁、德、法文写就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了把这些资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正确地加以翻译,高老不仅查遍了家中收藏的有关资料,而且不顾高龄,好几次步行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为了进一步查证,他还要求其他同志到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告诫翻译组的同志:“不能凭自己的印象翻译,印象不一定可靠,要勤查词典.就是我也勤查词典。特别是对一些吃不准的词语一定要反复读读上下文,弄清它的意思,才能译准词。决不可贪快,图省力,必须保证译稿的质量,对读者负责。”

  高老说:“做学问不仅要勤,还要钻研,就是要善于思索,有自己的见解,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要人云亦云或东抄西拼别人的东西。盲目抄袭别人的东西去讲课,往往会自相矛盾,贻误学生。盲目抄袭别人的东西去发表,这样的文章再多也不会使人长进的。”高老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为了写好《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译序,使读者对弗洛伊德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认识,他夜以继日地深入钻研弗洛伊德的有关材料,分析比较有关学者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反复修改文稿,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定稿,自己也累得生病了。在他主编百科全书心理学史分册时,他要求写条目的同志保证质量,不要满足于手头仅有的资料,需要广泛地查阅资料,对原有资料进行核实,最好有所发现,写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条目来。

  高老治学,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在高老的卧室里,书法家林散之书写的“学无止境”四个大字赫然醒目,这是高老治学精神的写照。不管严寒酷暑,高老总是从清早工作到深夜。即使是在他生病住院或疗养期间,他还是坚持工作。高老常常说,“恒”,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而且要抓住一两个专题深入下去,进行系统的研究,不要半途而废,这样才能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谦”,用高老的话说,就是做学问必须抱着虚心好学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骄傲自满。学术观点可以保留,但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不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伤害感情。高老在学术上十分注意发扬民主,他总是既坦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又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心理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上,高老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相互尊重。在心理学界开展心理过程二分法和三分法的讨论时,高老说,知、情、意各有不同的生理基础,把它们归为两个方面是比较困难的,但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一定马上说哪个对,哪个不对。高老领导下的心理学史编写组团结合作,成果累累,在心理学界是少有的。高老常说:骄傲是一个人知识浅薄的表现。当你深入钻研学问时,就会碰到不少问题,尝到做学问的艰难,那就不敢骄傲了。年轻人容易为刚刚取得的一点成绩而骄傲自满,这是非常危险的。高老的这些话语是那么富有哲理,又是多么令人深思啊!高老德高望重,不愧为一代宗师,凡和他相处的人,无不称颂他为人谦逊平易、虚怀若谷的高尚品质。

  高老为心理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对中青年后学总县不遗余力地扶植、栽培,吸收他们参加自己科研项目的研究,推荐他们在科研工作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在各个方面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从而加速了一些中青年心理学工作者的成长,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我国心理学界的栋梁之才。

  值得一提的是,由高老领导的教材编写组和他主持的科研项目,他都注意吸收一些新生力量,并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和积极性,不仅严格要求,给他们压担子,还给予具体的指导。如:参加《西方近代心理学史》编写组的有30多人,来自全国20所高校,其中有部分是中青年心理学工作者,高老都一视同仁,非常出色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最佳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高老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热爱后辈的慈祥老人。有一位叫王旭的初中生写信给高老,口口声声要高爸爸帮助他学习心理学。高老亲切地给这位中学生写了回信,并寄去了几本书。像这样慕名写信求教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大部分都是高老亲自回复。看到许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给高老的信,不禁使人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话:“小草也能感受太阳的光辉,那是因为太阳的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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