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文化焦虑背后的人文沉思
  • 来源:外宣办
  • 发布者:SunChina
  • 发布日期:2010/09/09 1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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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方言的争论频频见诸媒体,其间充斥着情绪的宣泄,也有理性的探讨。不过,正如方言的丰富性一样,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解读角度。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交际流通的空前膨胀,方言作为..

     近日,关于方言的争论频频见诸媒体,其间充斥着情绪的宣泄,也有理性的探讨。不过,正如方言的丰富性一样,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解读角度。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社会交际流通的空前膨胀,方言作为文化基因,正经受着全面而持久的考验。当我们直面方言带来的温暖和尴尬,切身体验转型期社会的文化焦虑,其间点点滴滴的心灵悸动,引发我们深沉的人文思索。 

  方言交往频繁

  遭遇身份焦虑

  就读上海某著名高校的孙文同学,是苏北一所国家级重点高中毕业的学生,保送进入这所高校,并担任这所学院重点实验室的组长。开学不久的一次小组会议让他很不是滋味,“他们都是上海人,不说普通话,都在那儿说上海话,明明知道我听不懂。”本是一场严肃的小组会议,却以组长“语言不通”尴尬开场。在场的一位上海学生说话间还逐渐偏离了主题,大谈外地人的种种不是,让他很不舒服,但一贯的涵养令他在会上保持了沉默。上学几年了,孙文还没能融入大上海的氛围中,每当在很多场合听起那些难懂的上海话,总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蓝倩是泰州人,在苏州读大学4年,毕业后来到南京一家外企担任设计工作3年,然后又到广州工作,一转眼又是3年。当初到苏州刚入学,有意无意间迸出的泰州话在很多苏州同学面前,似乎总是格格不入;来南京之后,她带苏州腔的泰州话总是让南京同事摸不着头脑,还会经常闹出笑话;现在,蓝倩在广州工作,置身于粤语的汪洋大海之中,她经常不知所措。没办法,现在的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粤语。那一天,一个老家的朋友来广州,听着那熟悉的泰州话,蓝倩眼圈一下子红了,赶紧用泰州话聊起来,不过,她一开口,朋友一脸惊诧:“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送走朋友之后,蓝倩怅然若失。

  张华是山西人,在南京读完大学后,在南京工作十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张华和同学、同事交流的语言都是普通话,当然,也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南京口音,这当然“归功于”妻子,因为她是南京人。在家里,夫妇俩一般用“南京话”对话,渐渐地,爱人似乎感觉张华说起话来,很有那么一股子南京味。不过,在一些聚会场合,遇到新朋友,张华用“南京话”一开口,马上有朋友猜测:“山西人?陕西人?”张华的父母从老家过来,这个时候,张华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纯正”的山西话与父母说话,然而,一开口,父母的脸色不对了:“这娃儿,跟我们说话,还洋腔洋调的!”

  “有一种美,没有华丽的外观,但是一旦失去你才会倍觉它的珍贵;有一种情感看似落伍,当你一旦缺失,你却发现心灵的荒芜;有一种文化看似粗鄙,当你一旦丢失,你会发现自己成了精神的无根遗民!”一位网友深沉地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方言背后,都有其风土人情、社会心理的长久积淀,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员流动加速,由方言带来的尴尬比比皆是,由此导致一种深沉的身份焦虑。

  方言急剧消退

  引发传承危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方言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认为,中国的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最新数据警告说,全世界大约2000多种语言面临灭绝。联合国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拯救濒危语言。

  老南京话又叫“白话”,现在南京的年轻人所说的话已经不是地道的南京话了。以高淳方言为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视察高淳时认为,高淳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富矿区”,高淳方言在全国绝无仅有。不过,有调查表明,现在的高淳方言正濒临灭绝。县里做过专门统计,全县能讲原汁原味高淳方言的仅占人口4%,约2000人,都是70岁以上没出过远门的老人。专家认为,再过一二十年,高淳话可能就要销声匿迹了。高淳县正抽调一批教育、文化界人士搜集整理高淳方言,形成申遗的文字和影音材料。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曾搞过一次关于“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小学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90%左右的学生父母是苏州人。调查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几乎全说普通话,在课下说普通话的比例略低一些,但跟老师说普通话还高达81%,即使跟父母、祖父母说普通话也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在一项“能否用苏州话谈学习”的调查中,超过半数学生回答“不行”,即使是谈日常生活时,用普通话的也占39%。

  “语言是文化的DNA”,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方言博物馆,每一种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块活化石。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中国方言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野”。而由于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其成分之多样、结构之复杂、积淀之深厚、保存之完整,素为其他地区所不及,其中蕴涵着解开中国古代秘密的重大线索,它们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也许并不亚于敦煌洞窟的壁画和写经。

  方言是一种文化,每一种方言都包含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心理、习俗的信息。专家认为,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的衰亡,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同时,也有语言学家指出,任何语言只有是否方便交流这一功利上的差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势可言,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没有洋与土、雅与俗之分。汪平建议,在做好方言资料的收集、保留的同时,应该在孩子的教育中给方言留出一块空间,让孩子脑中仍有本地特色方言的留存,不妨把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正式语言,方言作为生活语言。

  方言艺术尴尬

  引发文化焦虑

  方言孕育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京剧是集徽、汉二地方戏曲之特长在北京演化而成,因此京剧在唱念中融合了北京、湖北、安徽的发音特点。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苏州评弹是盛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曲艺,起源于苏州,故演出均操吴语。南京白局,用南京方言说相声,流行于南京及其毗邻地区。令人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些传统艺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传统艺术的生存危机正因方言的退化,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文化焦虑。

  在文学上,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如老舍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汩罗江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不过,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相关调查研究发现,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特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很多作家已经习惯于用熟悉的普通话写作,方言写作日渐缺席,这意味着丰富多彩的地域风情和审美心态正在一定层面上被“标准化”所取代,这对文学创作来说,负面影响深远。

  近几年来,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电影领域,杨亚洲执导的《没事偷着乐》中冯巩那句:“介饭里面最好的就是介面,介面里面最好的就是介蒜……”真是很有味道。2002年姜文将尾音升高时带着拖腔的唐山话运用在《鬼子来了》中,将方言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电影《孔雀》中的河南方言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打动了各国挑剔的评委,让他们在“九曲十八弯”般的语调里看懂了片中的淡定与安然。方言电影中,东北人操着大嗓门说:“这人长得嘎惨”;四川人吃着麻辣火锅感叹着“日子过得安逸惨咯”;上海人穿梭于狭长的里弄,遇到熟人时亲切地打着招呼“哎哟,嘎捏格天,侬还要跑到啥地方去啦?”……尤其是第六代导演,更喜欢在电影中运用方言,他们的镜头对准当代城市社会,歌女、黑社会、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子弟等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当这些“小人物”操着不同的方言对话时,那种底层社会的边缘状态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如果我们用更加挑剔的眼光审视方言电影的文化品格,我们也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方言往往只是一个噱头,带上了这个时代典型的娱乐化、碎片化特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方言,接受的是具有“异域”色彩的文化,其陌生化、乡土化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物以稀为贵”而成为卖点。因而,一方面,这些电影在方言行将消失时捡起了方言的碎片,另一方面,其娱乐化解读,又构成了对方言文化的某种戕害。

  一个维度:

  开放的文化心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歌中,诗人一生漂泊,而方言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语言资源大国。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概念,即“殊方异语”。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人本身具有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方言折射了一个地区的某种文化心态,热爱乡土文化,应该尊重方言。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现代化潮流的推进,人员交流日益频繁,普通话的交流成为必然,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不过,推普和保护方言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冲突。这样的情况,也是世界潮流,比如说德语,虽然方言林立,但标准德语推广进行得很好。方言的消失和现代化的进程常常联系紧密,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没有理由对方言进行歧视、打压。专家提倡在一些正规的场合或者学术的场合,用普通话交流,而在一些私下场合,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

  方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并成为区域文化的密码,它是人文沉淀的产物,成为人们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认的重要标签。虽然说,方言只是一种工具,不过,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方言总是与一个地方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相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方言的碰撞,往往成为一种非常有趣、非常开心的娱乐、文化现象。不过,我们切忌“上纲上线”,尤其不要就方言进行挖苦、嘲讽,甚至于对他人进行某种歧视性的文化定位。在现代社会,方言上的过激反应,常常带来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评价,由此附着了太多现实的、历史的文化情绪,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尽量给语言“减负”,这种“减负”并不是一种“去文化”的过程,而是在一定的高度上,重新认识方言的历史、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方言只是一个文化标签,背后折射出很多因素,涉及各种评价,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和评价可以理解,不过,我们其实还可以多一个思路,那就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交流广泛的社会中,评价一个人和一个地域,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在文化意义上,方言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因为其背后附着了关于一个地区的“整体形象”或者“集体想象”,从而带上了太多的色彩,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方言,完全可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现代意识来讲,“乡情”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而方言是“乡情”的重要体现。

  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副教授孙华先说,作为一个现代人,需要有一种胸襟,对各种方言的文化意义兼容并蓄,开放而自信,同时,对普通话的接受,更应该是一种大方而坦然的接受态度。其实,任何一种方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没有“原汁原味”,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上的自觉,促进人们对方言进行保护,对方言的评价、议论往往增多,体现出一种珍视和厚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这个阶段,方言的多样性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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