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一:创新务实多建树 德高望重益谦谦
  • 来源:外宣办
  • 发布者:SunChina
  • 发布日期:2010/09/09 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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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一(1886~1969)中国近现代应用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原名谔,字士一,后以字行。江苏吴江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铁路工程专科。1907年起先后任教、任职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上海..

    张士一(1886~1969)  中国近现代应用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原名谔,字士一,后以字行。江苏吴江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铁路工程专科。1907年起先后任教、任职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1944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曾任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任,南京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张士一在高校从事汉语教育、外语教育和英语语音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达60余年,培养了大批外语教学和研究人才,对推动我国的外语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30年代曾应当时教育部委托主持制定初、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主持全国英语教学情况调查。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英语语音学》、《英语教学法》等。撰写的专著有《记忆学》、《英语教学法》、《小学国语话教学法》等;教学用书有《英华会话合璧》、《英文尺牍教科书》、《英文学生会话》、《英语基本练习》、《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新生活初中英语教科书》等;译作有《韦氏英语大字典》;论文有《国语统一问题》、《研究语音字母四声标法的一个试验》、《我国中等学校英语教授的改良》、《中学英语教学的方法问题》、《英语教学的基本步骤》、《一个语言教学的新理论》等数十篇。

从教六十年

  张士一教授,原名谔,字士一,后以字行,1886年4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父亲张伯华是一位私塾教师。母亲陈佩兰在操持家务之余,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教书所得,时常入不敷出,靠借债过日子。后父亲因病失业,不得不将住房押出。因此,幼年时,张士一就认为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吃饭本领,才能不依赖他人并不受人欺负。15岁时离开父亲进入南洋公学,第一年靠家中借债缴纳学杂等费,以后几年靠自己在校月考奖金和课外从事翻译所得稿费缴纳费用,并还清部分债务。他原来专攻铁路工程学,但是自幼营养不良,1906年,终因患眼疾而中断学业,又因家庭经济濒于绝境,不得不提前就业。1907年,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以高薪聘请他为英文教员。就业后经济有所改善,还清了所有债务,并帮父亲赎回住房。

  后来,成都高师要求他兼授数理课程,但是课时太多,实在无法承担,遂于1908年回上海南洋公学教英文,兼任学校的英文秘书。1914年离开南洋公学,任中华书局英文编辑,编译了我国第一部英汉字典《韦氏大字典》。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成立。张士一经黄炎培介绍为该校英文教员兼英文部主任。1917年,经南高师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获得硕士学位,后因南高迫切需要教师,不得不放弃最高学位的学习计划,于1919年回国返校任教。此后至1952年,张士一历任东南大学教授、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年8月至1960年8月,张士一任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0年9月至1969年4月,任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

  张士一教授于1969年4月2日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从1907年执教起,张士一先生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擅长实用英语语音学和英语教学法的教学与研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英语教师。他的英语教学思想散见于他编著的书籍和论文中,对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英语教育教学体系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新旧两重天

  张士一先生早年富有抱负,慨然有志于天下,但现实却使他的政治热情日渐“冷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士一正在南洋公学教书。上海光复,他心里十分高兴,以为革命把专制的皇帝革掉了,中国从此可以富强了,因此相信革命是个好办法。但不久看见军阀混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窃国,中国不但没有富强,反而被弄得更糟,便又相信“革命仍未成功,吃饭仍须努力”,对政治逐渐淡漠。1915年进入南高师前9年的经历,使他对英语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确立了人生目标:潜心教学著述,培养一批英语教师,编辑一批英语教科书,改进英语教学的理论和技术,做个英语教学的“权威”。他甚至天真地认为一个人只要专业上尽了责,中国就可以搞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埋头于英语教学,不问政事,悉心研究教学理论和方法,颇有建树。至1949年底,出版《英华会话合璧》、《英文尺牍教科书》、《英文学生会话》等英语教学专著11部,撰写《国语统一问题》、《我国中等学校英语教授之改良》、《大学教育系的课程问题》等论文25篇,编写《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等教科书5册。1943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向“在教学上著有劳绩”的优秀教师颁发一、二、三等奖,时任中大师范学院教授的张士一获得一等奖。1945年6月,他又因连续任教满30年而获教育部颁发的5万元奖金。但是政治腐败,世风日下,并未因为张士一这样抱有“专业救国”敬业思想的奋斗者而有丝毫的改变,他的心中不乏苦闷与困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炮声震撼了张士一的心灵。24日晨,他在校门口看到人民解放军约法八条的布告,非常感动,觉得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着想的。6月中旬,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这年冬天参加了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间多次参加军政首长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政治学习等,这些活动使他茅塞顿开。他深深体会到,把个人主义的专业思想,改变为集体主义的专业思想,是把旧思想改造成新思想的第一关键。集体主义的自食其力的思想就是趋同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思想、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思想方向。集体主义的专业思想,是为人民利益而在个人工作岗位上贡献个人专长的思想。更何况专业知识技能,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指导正确的服务方向、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那么一个人的知识越多,危害人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他思想觉悟质的飞跃,也是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力量源泉。

  解放后,张士一教授以饱满的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1960年与斯霞等人一起获“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他还积极参加政府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如人民监察署工作及支持抗美援朝等,还积极参加省市人大、政协的各种会议,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认真撰写提案和议案。

  1949年12月12日,南京市首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粟裕当选为主席,张士一等当选为副主席,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1950年6月2日,南京市首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推选张士一为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列席代表,张士一与到会委员们一道,在保卫和平书上签了字。在北京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55年5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张士一为南京市监察局副局长。1958年5月13日,政协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协商决定吴贻芳、陈鹤琴、张士一等15人为省政协整风领导小组成员。1954年至1969年,张士一先后担任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等,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永葆性情真

  《史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后者指正直之人,张士一先生可谓名副相实。

张士一从小禀受父亲的影响,性格刚直,不畏权势。1907年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执教时,校方聘请外籍教师授课,由张士一口译。一年快结束时,校方为节省聘请外籍教师的开支,同时认为成都到江苏路途遥远,川资甚巨,遂辞去外籍教师,要求张士一独当一面,既要教数理化课程,又要编写教材,且不增加薪水。张士一据理力争未成,便毅然辞职,离开成都返回南京。 

  早年在南洋公学时,校内天主教势力甚大。校方要求师生一律穿戴西洋服装,并动员教师信奉天主教。张士一与另一教师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辱,拒绝穿戴西服,拒绝信奉天主教。两人在学期结束时拒领聘书,辞职到了中华书局。

  1917年,张士一先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亲眼目睹中国留学生遭人欺负,心里十分不平。美国人常以为他是日本人,对他较为和善。他便买了一枚中国国旗的别针别在胸前,向人表示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蒋介石任中大校长时,时常来校训导,全体教师被要求站立听他训导。张士一联合其他老教授提出抗议,以照顾老年教师为由,要求取消这种形式。顾毓琇接任蒋介石担任中大校长后,因教务长暂缺,聘请张士一教授代理。有次为毕业班学生发放毕业文凭,因到会学生不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蒋介石大发脾气,责令学校扣发学生的毕业文凭。张士一先生很不以为然,不久便把文凭发了下去。

  张士一教授对学生犹如对待自己的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早在20年代,有位即将毕业的学生成绩较差,张士一要求该生重读一年。该学生竞带着手枪到张士一家,要求张士一让其按期毕业,张士一坚决不答应,该生重读一年毕业工作后不久,给张士一来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内疚,对自己的冒失行为深感惭愧,并表示:多亏先生要我重读一年,否则无法教书,势必误人子弟。

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以后,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社会上旧有的权威依然存在,封建迷信仍未破除,民众依旧贫困。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学术思想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张发扬民主,提倡科学精神。

  张士一处在这个时代,得风气之先,除从事英语教学外,对于体育、音乐教育、国文教育、国语统一等事业积极参加,终身不懈。他认为这些都是做人、做国民的根本。

   张士一早年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受到黄炎培倡导的“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倾向于改良主义,加入了黄炎培负责的江苏省教育学会。1922年,又经陶行知介绍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投身于教育改革。同时,他研读英语语音学书籍,细心观察英美人的发音,领略其神情语气,刻意模仿,悉心体会,用以指导学生的英语发音,颇受学生的欢迎。他参加国际语音学会,积极实践该会的宗旨。在东南大学时,他曾用个人积蓄设立小型语言研究室,购置语音实验仪器,从事语音的实验研究。

  20世纪初,我国提倡国语统一运动,推行注音符号。张士一应东南大学中文系之邀,传授国际音标,注重实际发音,不尚空谈理论。为研究汉语四声的标注办法,他亲赴北京、天津两地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标注四声的三种办法之中,以无号异体法最好。此项实验报告于1922年发表在《心理》杂志上。编者的按语说:“姑无论此篇内容之重要,即以其所示之态度与方法,亦可为吾人作试验时之模范。”

  早在1918年,张士一就提出女子应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他认为,美国女子教育的发达,从其女子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无论工、商、政、学,各界都有女子占有重要的位置,其生产能力与男子相差无几。而我国的女子教育,仅囿于贤妻良母四字,生产力方面全不顾及,这就于无形中抹杀了女子的能力。对此,他提出,为使我国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应扩大女子教育的范围,使男女有同等发展的机会。他听说上海沪江大学有男女同校后,感到很振奋,认为“男女同校,虽非各级学校所宜,而在大学为可行殆无疑义,是即使男女同等发展之一道也。”在当时风气闭塞,尤其对妇女的歧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张士一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29世纪20—30年代,学校每个班学生人数多,教师课时多。重压之下,教师几乎无暇备课、进修,教学效果自然不好。张士一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设法充实和培训在职教师。1937年,他撰写了《怎样解决英语教学的实际问题》,发表在《江苏教育》1937年第6期。文中提出了几方面的协作方案:首先,在全国分区设立培养中学英语教师的学校。招收英语基础好、立志于教育的学生,并对其进行听说看写的全面考试。根据中学教学需要开设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教学法理论等课程,还要安排充分的时间搞教学见习和实习。他还建议教育部明文规定新任的英语教员必须经过正规的培训。第二,各省、市、县的教育厅、局、科要设置英语教学指导员,深入中学巡回视察,实地指导教学。第三,各校聘任教师要完全以人才为标准,宁缺勿滥。他强调要把教学最得法的教员安排在低年级打实基础,绝不可让能力最弱、经验最浅的教员去应付。学校还应购置足够的教学参考书籍、杂志、教具等。第四,每个教员授课前要充分预备,课后要认真检讨。教员之间要密切配合,切磋体会,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

  张士一教授业余爱好非常广泛,除了书法、篆刻、绘画,还会吹笛子、拉二胡,甚至还能拨弄西洋乐器。他认为,学习语音最重要的是练习自己耳朵的辨音能力,乐器是最好的工具。

  由于早年营养不良,张士一先生体质较弱。成年后他极其注重体育锻炼,冬日用冰块擦身,学习西洋体操,并练习武术、气功等。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撰写了多篇有关体育卫生的论文,如《对于体育上个人之研究》、《职务上多坐者之体育》、《运动会与体育》、《米勒氏十五分钟体操》等,对体育的研究有显著的成就。

  他多年不断从事太极拳的锻炼和研究,基本功很扎实。他练推手法也有成就,年轻人和他交手,稍一不慎,就被他推出数步之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士一与郭秉文、黄炎培、袁观澜、沈恩孚、陶行知等教育家,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旨在彻底扫除重文轻武的旧观念,以洗刷“东亚病夫”的羞辱。郭、黄、袁、沈等人推荐张士一筹备江苏省体育传习所,后来江苏省教育会聘请他为传习所主任,由各县选拔教育人员一人来省学习体育理论和体育工作方法。传习所于1915年7月20日开学,聘请美国体育学家麦克乐先生任教,为期6个月。各县人员各返原地创办体育场,推动群众体育。所以,江苏省体育场设立之早,为数之多,实居全国之首。

  江苏省体育传习所结束后,江苏省教育会又请张士一每年暑假为省立学校教职人员短期讲授体育锻炼和卫生知识。据上海一位老人须维周(家桢)先生回忆,张士一演讲时,会场上座无虚席,迟到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讲。

  张士一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做出一个开拓性的战略贡献。他建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体育师资科,以培养较高质量的师资。经学校同意,于1916年开办体育科,并请麦克乐先生为主任。其后学校改名,但体育系一直招生,至全国解放时,共招生36届,培养了质量较高的体育师资600多人。这些人都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杏坛拓荒人

  张士一教授是我国英语教学理论家和改革家,从事英语教学60多年。培养的师资甚多,南京大学的范存忠、吕天石、沈同洽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邦杰教授、邬展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棠教授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张士一教授的教学思想极其丰富。为总结张士一教授的教学思想和方法,1986年,《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主编吴棠教授发起“张士一诞辰10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范存忠、吕叔湘、徐镳、吴棠、邬展云、李守明等教授均撰写了回忆文章,介绍了张士一教授的生平和英语教学思想及其活动。

  张士一教授一生非常关心中小学英语教育事业,对教学目的、原则以及实验等都有研究和建树。

  关于教学目的我国从1862年兴办学校,教授外语,但在很长时期内,国家仅对外语教学应设的课程作些规定,而没有深入研讨外语教学的目的,甚至有人还主张取消中学外语课。目的不明确,教学方法和效果也就无从谈起。

  张士一教授从来都把英语教学的目的作为教学法研究的首要问题。他认为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

  1.使学生得到一种职业上应用的才能。

  2.使学生得到一种研究高深学问的工具。

  3.引起学生对于西洋文学的兴趣。

  这三项目的既照顾到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又符合中学教育的性质。

  1928年5月,当时的教育部开始制订全国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张士一教授应教育部之邀,草拟了《初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作为课程标准的首要起草人,张士一教授为确定我国英语教学的方针大计作出了重大贡献。张士一等人针对当时教学中的问题,依据教学法的科学理论,详细拟定了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课程安排和教法要则,使新的教学目的更加完备具体。课程标准规定初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

  1.使学生练习运用切于日常生活之浅近英语。

  2.使学生建立进修英语之良好基础。

  3.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其语言经验。

  4.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增加其研究外国事物之兴趣。

  关于教学方法早在20年代,张士一先生就发表了《英语教学法》,编著了《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成为我国最早的直接法倡导者。他还编写过《英文学生会话》等教材。

  张士一教授认为,直接法是自然法和演讲法的结合,是一种集成法,采取以前各种方法的长处而舍弃其短处,并以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为其理论依据。它包含三层意思:直接法所要教学的语言材料,符号和意义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教材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基于这一思想,他针对我国当时英语教师教学理论知识贫乏的状况,吸收直接法的基本理论,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包括:

  1.初学英语要注重耳口练习。他认为,从语言性质上看,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语言好比人身,文字如同照片,真正的生命是在人身上。先打好口头运用语言的基础,文字才能学好。口头练习适合快速,反复进行,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效率高。而且一问一答,谁是谁非,一目了然,便于教师订正错误。因此,学习英语要从听说入手。

  2.翻译的方法只能用于特别的情形。过去我国英语教学里,翻译不仅是示意手段,而且还是主要练习形式。张士一早在1922年就指出了滥用翻译的危害。第一,外语中有许多东西不可能翻译恰当。第二,常用翻译会养成学生时时处处依赖汉语的习惯。结果学生不会用外语思维,运用外语时也比较迟钝,还难免说出中国式的英语。因此,他倡导通过实物、图片、动作、手势、下定义、类比等手段,建立符号和意义间的联系。

  3.文法要从语言材料中出来。张士一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运用外国语,并不是要他们成为外国语的文法家。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及早就分科学习正式的文法,让学生把文法当作学术,钻牛角尖,耗费大量光阴。他提出,教文法前要先教足够的语言材料。“语言的正确还是要靠在语言上有大量的复习,养成深固的习惯。并且文法这东西,必须先教了许多包含文法的语言材料,然后可以指点得清楚,使学术可以得到概括的益处。”否则,尽管学生规则背了不少,应用时却仍然错误百出。

  4.阅读的东西里新材料要少。张士一指出,要使语言纯熟,还要靠大量接触。开始阅读时要选用已经熟悉了的浅近的普通材料,让学生能顺利地读懂。课外还要有补充材料,程度比课上用的材料要浅,目的是让学生一方面复习,另一方面可养成看书迅速得其大意的习惯和扩大词汇量。

  为使直接法英语教学切实可行,他拟定了七条原则:

  1.要大小由之。英语教学方法,在小的方面,虽是一举一动,一音一义一形一用之微,都不能随便处置。在大的方面,要能和教学目标相吻合,而且要把教材也包括在内。

  2.要内外相通。要真的学好英语,必须把精神贯穿到和英语教学有连带关系的方面去。如,顾及到英汉语言的异同:异的地方,预防错误,同的地方,因势利导。凡属语言大范围以内的学科,都应互通声气,互相辅助,对于其他学科也应沟通。

  3.要主客分明。中学英语是实用的英语,应以切实于实用的语言材料为主,语法和语音学都是辅助。

  4.要合于心理。外语教学法,必须服从学习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原则。如,学习的规律、记忆的容量、练习的曲线、练习的转移等。又如,语言是社会行为,语言和思想一体,句子是语言的单位,语型是语言的要素,口语是文字的基础等。

  5.要切于生活。教学方法应该使英语和学生的生活发生“良好的关系”。要选择切合于学生目前生活和以后生活需要的语言材料,从应用于目前教室内、学校内日常事物的语言到练习以后生活中应用的语言。

  6.要博采众长。历史上外国英语教学法很多,各有特点。我们应从一切外国的教学法里寻找可用的材料,取其所长,为我所用。

  7.要富有弹性。教学情形不同,方法应跟着改变。要进行艺术化的教学,必先严格遵守规矩准绳,然后才能自由变化。总之,英语教学的好方法,不外乎“以科学为根据,以艺术为神化”,“富于理想,而又切于实用”。

  另外,在英语教学中,他极力推行手写体书法,因为此种字体比传统英文书写字体易于书写,便于识别。在教学时,首先指导学生如何削铅笔,然后纠正坐的姿势,举凡执笔按纸,行款格式,都有明确要求,具体指点。他还自创简化汉字,以增加书写速度。指导学生记笔记时,除使用一般的英文缩写,例如:government可省作gov’t之外,更别出心裁,独创缩写,如将一ing词尾缩作g,写在词干右上角,以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教科书,他认为我国的教员往往死守一种教科书,这只不过使学生熟读一本教科书而已,培养的学生缺乏独立参考和研究的能力。而美国大学教师重在参考,而不是完全使用教科书。教员或指定学生应读某部著作的某一部分,或干脆不指定,让学生自己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要求学生参考后须作报告,将心得说出。

  在此基础上,教员再对教材进行剖析。这样,学生便可得出圆满的概念,既增长了知识,又增强了自主的独立研究能力。张士一认为这种方法应该借鉴。

  关于“四熟主义”有一次,张士一在饭馆吃饭,碰见一位顾客埋怨米饭没煮熟,服务员忙要拿去再煮。那位顾客说道:“煮僵的米是再也煮不好的。’’张士一联想到英语教学,人手时如果练习得不纯熟,就好像煮僵的米,再补救也是困难的。他提出英语教学应讲求四熟主义。何谓“四熟”?“四熟”就是听熟、说熟、看熟(现称读熟)、写熟。就是说,刺激一来,就有反应,不但迅速,而且准确。声音一进耳朵,马上知道正确的意义。有了意思想说出来,嘴里马上发出正确的声音。字形一进眼里,马上知道正确的意义。有意思想写出来,手上马上写出正确的字形。张士一指出,从文化的观点看,语言隔阂是沟通世界各国文化的大障碍。要消除这一障碍,使语言为促进人类文化、经济发展服务,就必须训练学生达到“四熟”均衡发展。从教育的观点看,学校的一项任务是鉴别每个人不同的天赋爱好,并全力促进其发展,使之为社会作贡献。要识别语言天才,就必须让所有学生在听说看写方面都有发展。从外语教学法的观点看,完全排斥听说写,只求一个“看”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不先在听熟说熟上去做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夫,而想真的看熟定是妄想。这样训练出来看的能力是极不可靠的。”

  张士一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他英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培养师资的教学实践及教学思想,对今天的外语教学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正值南京师大100周年校庆之际,特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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