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大匠童心,千古雄风
  • 来源:地科院
  • 发布者:SunChina
  • 发布日期:2010/09/09 11: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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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名权,号大千,四川内江人。早年就学于两江师范学堂,师从曾熙、李瑞清。1931年,曾作为“唐宋元明中国画展”代表赴日本。..

      张大千(1899~1983)  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名权,号大千,四川内江人。早年就学于两江师范学堂,师从曾熙、李瑞清。1931年,曾作为“唐宋元明中国画展”代表赴日本。1933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转年即辞职,专事创作。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干画集》。1938年,迁居四川青城山上清宫,临摹宋元名迹。1940年,赴敦煌临摹历代壁画,前后共两年零七个月,共摹276幅,并为莫高窟重新编号。此举促进了艺术家、史学家对发掘敦煌壁画的兴趣。抗战胜利后,张大干的作品先后在国内外展出,声名大震,在国内获得“南张北齐(白石)”之誉。自1952年起,先后侨居阿根廷、巴西、美国,并多次举办画展。1957年,以写意画《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大画家,并获金奖。1972年,在旧金山举办四十年回顾展,1974年,获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名誉人文博士学位。1978年移居台北。

  张大千的绘画艺术:60岁前,集中精力临摹,其画风亦由近似石涛、朱耷而变为晋唐宋元风范。60至70岁,融泼彩于泼墨、勾皴法,终于创造了雄奇壮丽的新风貌。以70岁所作的《长江万里图》为标志,他迈入了创造性的高峰。晚年他每每思乡怀旧,黯然神伤。1979年,81岁时曾自书一联:“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正写出了这位艺术家的性格与心情。

漂泊万里 情系乡关

  1983年4月2日。

  新华社,台湾《联合报》,美联社,法新社……

  世界众多新闻媒体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生4月2日晨在台北荣总医院逝世。”

  画坛痛失巨星,噩耗传出,一水之隔,两岸同悲。

  张大千先生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爰、季爰,字大干,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幼年时受慈母及兄长熏陶,潜心书画诗文。后东渡日本,学习绘画与印染工艺。归国后拜著名书画家曾熙、李瑞清为师,画艺精进,名声鹊起。张大千生对石涛、八大、石羚、渐江诸家日夕揣摩,钻研深透,临摹之作,悉可乱真,画坛为之震动。他还对沈周、陈老莲、唐寅等的名作玩索汲取,于山水、花鸟、人物等无所不工,笔路宽广,观之令人折服。张大千先生遍游名山大川、胜迹古刹,广为撷取造化神奇;两次远涉敦煌宝库,追溯中华艺术源流;一生阅览名作无数,鉴藏宏富,熔铸古今,璧合中外,但又师古不泥,学习西洋画艺人而能出,自成一体,用笔雄健,设色明丽,画风清雅,在现当代中国画坛上留下了丰富的印迹。

  张大千先生1949年远离乡土,萍踪万里,先西去印度,次返迁香港,又移居南美,复转至美国,最终登岛台湾。30多年里他往来于亚、欧、美,举办了大量画展,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被称赞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他为宣传中国画、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大千先生远离故土多年,思乡念故之情,历久弥深。1968年,他创作了著名的《长江万里图》,自灌县至崇明,山川相属,绵延万里,被大师淋漓挥洒于一卷,节奏跌宕,乡情满贮,既是一幅可传之久远的江山万里图,也是作者抒发乡关之思的千古绝唱!张大千先生的诗词印章中,随处可见“看山还是故乡青”、“平生结梦青城宅”、“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等语句,洋溢着浓浓的离愁别绪。在张大千先生去世的前几年,有人辗转从成都带给他一包家乡的泥土,年逾八旬的他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眷挂亲属骨肉,思念故交弟子,时常有文字书画传递往还。艺术界的同仁故旧也都一直祝福他早日康复,颐养天年,盼望他重归故里,再造辉煌。谁知盛愿难酬,竟成空望!

  南京师大人不会忘记,曾师从南京师大前身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的张大千先生,曾执教南京师大美术系前身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张大千先生,是在他的母校、母系刚过80华诞后溘然长逝的;让南京师大人感慨系之的是,老师和母亲一直是张大千先生回首往事时每每提及且追怀之情洋溢的话题之一;南京师大人知道,张大千先生留在母校、母系的,决不仅仅是那几幅珍贵的作品……

双百经历 传奇人生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张大千曾被土匪强迫当了一百天的师爷;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张大千又曾遁人空门做了一百天的和尚。这两个一百天,对他日后待人处世的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张大千原本在张家私塾就读,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被转入教会在内江办的华美初等小学堂,后又被转至远在重庆的求精中学继续学习。当时,袁世凯的皇帝梦虽被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声讨击碎了,但一些军阀也乘机割据称雄,四川一片混乱,强盗土匪肆虐,百姓人心惶惶,一夕数惊。本来,每年寒、暑假一到,张大千都由在重庆福星轮船公司任职的四哥张楫安排回家。这一年大千17岁,自认为已经长大,用不着煞费四哥的周章,加上沿路有同学结伴而行,于是便匆匆上路了。一路上他们曾四次遇到土匪拦路打劫,但却有惊无险。在邮亭铺,大千他们又一次遇上土匪,五六位同学被冲得四散奔逃。慌乱中,大干的头被流弹擦伤,摔倒在地,被土匪俘获,被逼当了笔墨师爷。大千万般无奈,只好栖身匪穴,韬晦等待,终于在百日之后侥幸逃脱,重回学校。

  第二年,18岁的张大千结束了在求精中学的学习,东渡日本,投靠二哥张善孖,考入京都艺专,学习染织。张善孖早年是同盟会的会员,后因参加四川反对袁世凯窃国的起义失败,逃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学习染织,对于酷爱绘画的张大千说,是始料未及的。张家的计划是,在大千成回国后,让他筹建并主持一家规模宏大的纺织兼印染厂。这个计划后来并未能实现,但染织特有的严谨结构、流畅的线条和很强的装饰趣味,对张大千的绘画学习和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旅日期间,张大千有意识地大量的日本画,经常到公园、郊外去写生。后来他出名了,当时的一些画作,曾被日本书商印刷发行。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归国,居住上海,受聘于基督公学教绘画。到上海不久,经人介绍,张大千认识了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吴光新见大千谈吐不俗,举止潇洒,想请大千当自己的秘书长。想不到大千却不为这种格外的宠信所动,婉言谢绝了。这个曾被迫当过土匪“师爷”的人,新军阀的师爷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的。

  又过了两个多月,张大千认识了著名书法家曾熙先生,拜其为师,学习书画。曾熙是湖南衡阳人,字子辑,别号农髯,善写隶、篆、魏碑各体,名重一时。他让大千重点学习魏碑,认为魏碑风格多样,有朴拙中存有隶意的,有险峻而具硬骨的,也有舒畅滋丽的。他对大千说:“你应以北魏为主,兼习西魏碑志,切不可只学一家,应兼取各家之长,经我之手,人我之心,最后揉为一体,为我所用。”大千遵照良师指点,朝夕勤学,长进显著,立足北魏碑的稳重、古朴,务去西魏碑志的板滞,力追险峻、流畅、遒劲的风致。

  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千竞遁入空门,为僧百日。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他的未婚妻谢舜华的不幸病故;有人说是因为曾师觉得他心志不专,生性好动,要他多学佛门弟子,清心寡欲,淡泊无念;也有人说他是冲着名重一时、精通古典诗词的逸琳法师,变相求师而去的。大千投身于松江妙明桥畔的禅定寺,住持逸琳法师为他取了一个法名叫“大千”。“大千”一语出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三千大千世界。”意为世界无量无边,要胸列万物,观广探微,物我相融,“大千”这个法名,后来反而掩盖了“张正权”、“张爰”等名号,成为天下皆知的“符号”。

  就在张大千出家三月有余,逸琳法师准备为他举行剃度受戒仪式的前夜,他居然不辞而别跑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了,旋又接受朋友的建议,重返上海。从出家至此,他当和尚也在百日左右。纵观大千一生,爱作惊人之举,为“师爷”和作“和尚”两个一百天,成了他传奇一生的两个斯芬克斯之谜。

师从梅庵 扬名秋英

   经曾熙介绍,张大千拜李瑞清先生为师研习书法。李瑞清号梅庵,别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清末由进士点翰林,官至江苏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退居上海。李瑞清先生擅长大篆今隶,与曾熙都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据说李瑞清先生曾经漫游黄山,观山势,探云海,忽有所悟,遂跳出桎梏,挥洒自如,卓然一家。李瑞清擅长魏碑的北宗,曾熙则自称南宗,书坛有“南曾北李”之说。李瑞清先生针对张大千的情况,要大千练《瘗鹤铭》碑帖,他说:“《瘗鹤铭》既雄健刚强,又秀美飘逸,左低右高的斜势很有特点,历来为书家推崇。”张大千不仅向曾、李二师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还向他们学习诗文,研究揣摩二师宏富的收藏,加上自己的聪颖、勤奋,大千的学业突飞猛进。

  张大千对石涛、八大、青藤、白阳,以及扬州八怪、石谿、渐江等诸家的作品,喜爱异常,追源溯流,得其精髓。对于石涛、八大,张大千尤为推崇。他的荷花、鱼类、禽鸟等简笔画,多师八大,山水则多师石涛。大千曾为看一幅石涛作品,不惜跋涉数千里,往返行程数旬。他收藏的石涛书画不下百件,取名“百石堂”。对于石涛流传后世现今尚存的作品,大千得见的十之八九。大千临仿石涛的作品达到了乱真的地步,甚至连黄宾虹、陈半丁、罗振玉这些收藏家、鉴赏家都曾看走了眼,被张大千“骗过”,艺坛惊呼:“石涛复生了!”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以画虎名重画坛,自号“虎痴”。20年代,上海文人雅士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名称“秋英会”,每至秋菊飘香之时,持螯称觞,吟诗绘画。张善孖是“秋英会”的发起人之一。张大千随兄前往与会,应一席人的提议,当场作画。大千蘸墨挥毫,几笔染出两株傲霜墨菊,又工笔画出一古装仕人正持樽赏菊,脸上半愁半喜,并题上杜甫绝句一首:“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而今九月至,自觉酒须赊。”举座为之击节赞叹:“集诗书画三绝,真乃白眉之作!”得到画坛前辈时贤的肯定与提携,张大千自此声名鹊起。1925年,他又在上海举行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取得了成功。这次展览,既奠定了张大千在画坛上一定的地位,也打下了他走向职业画家道路的基础,更坚定了他终身投身书画艺术的决心。

  这以后的六七年里,张大千与画友黄君璧、谢玉岑、谢稚柳、方介堪等,游历名山大川,泛舟长江、富春江,登临莫干山、天目山,饱览沪宁杭一带的湖光山色,以天地为师,以大自然为友,以造化神工孕育自己的审美情趣,构思自己的创作图景。其间他还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1931年,他又作为我国“唐宋元明中国画展”的代表,再次东渡日本。这个时候正值而立之年,以“法自我立”为目标的张大千,终于“化古人为我有,创造自我独立风格”。张大千有一幅《三十自画像》,画中的他站在一棵苍翠虬虬的古松下,侧身远眺。画上题满了当时名流曾农髯、杨度、陈散原、林山腴、谢无量、黄宾虹诸先生的诗词文。徐悲鸿先生也曾在大干的一幅画作上欣然题诗一首:

其画若冰霜,其髯独森严。
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

黄山三游 执教一载

  20世纪20—30年代,张大千先生曾向京、沪两家笔店订制一种画笔,名日“师万物”,可见他在学习传统书画技法之外,对于艺术源泉的重视。在这期间,他经常往游黄山。当时,去黄山困难很大,悬崖绝壁,无路可行,稍不小心,就有丧生的危险,但大千先生无所畏惧,一去数月,去必登临绝顶。后来他刻了一方“三到黄山绝顶人”的画章,以为纪念。在西岳华山苍龙岭,至今仍留着他30年代重九归途题名刻石。在北京,他曾数度举办以黄山为题材的个人画展,而黄山则是他一生画不完的稿本。为了表现黄山,他学习石涛的独创精神,运用八大的夸张形象,使用平、深、高三远技法,使笔下山水既有平坦开阔之态,又有险峻高远之势。《黄山云海》、《朱砂泉》、《人字瀑》等都是大千先生的黄山佳构,最为著名的当属他1936年创作的巨幅山水画《黄山前后澥图》。当时美术界有人以“黄山派”称呼张大千,大千先生本人晚年回忆说:“(曾、李二师)以石涛、渐江皆往来于黄山者数十年,所学诸胜,并得兹生性情,因命予往游。三度裹粮得穷松石之奇诡,烟云之幻变。两师奖誉不已,于时大江南北竞以黄山派呼予。名摄影家郎静山先生,与予兄弟结为黄社,倡游黄山,一时入社者至百余人。许静仁、吴礼卿两公复拉予辈共组黄山建设委员会。”

  抗战期间,张大千先生返回四川,定居成都,常住青城山上清官写生作画,岷江与雪山之胜,山涧泉石之幽,成了大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峨眉号称“天下名山”,张大千先生也常来常往。上得山来,大千先生总是遇一寺便住一寺,逐渐画到山顶。后来他又专住接引殿作画,认为画山住在半山好,上下往返方便,既可俯览,又可仰视。接引殿观日出,金光万道,瑰丽耀眼,变化奇绝,蔚为大观。大千先生后来以金、朱、青、绿画雪山风景即本于此。

  张大千先生与徐悲鸿先生过从甚密,友谊很深。1932年5月,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先生来沪上为大千先生祝寿,并有事相商。原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蚕食华北,觊觎全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无所作为,中国人越发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悲鸿先生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正在这时,悲鸿先生收到了法国国立美术馆来函,邀请他筹组一个中国画展,赴法展出。悲鸿先生认准这是一次宣传祖国文化,提高中国国威的好机会,便积极筹划起来,四处奔走征集国内名家的上乘作品参展。张大千先生富有民族意识,听悲鸿先生说明原委,当即表示:“所需作品,徐先生要多少,大千画多少!”不久便将《墨荷》、《江南小景》等作品送到悲鸿先生处。

  1933年5月1日,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广场的国立美术馆,徐悲鸿先生组织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正式开幕,引起轰动。法国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及各界名流纷纷前往观看。张大千先生的《金荷》同徐悲鸿先生、齐白石先生等的15幅作品被法国政府购藏,并在国立外国美术馆专室陈列。随后,展览又应邀移至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等国展出,大千先生的一幅以江南景色为题材的山水画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悲鸿先生曾用这样一段文字记述这次展览:“吾此次出国举行中国画展,曾在法、比、德、意、苏展览七次,成立四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馆及大学,总计因睹展而赞扬中国文化之文章杂志达两万万份。”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张大千画集》,其序就是由徐悲鸿先生作的。在这篇题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序中,悲鸿先生论大千先生的绘画艺术,叙两年前的国外展览,还谈到了大千先生的个性和嗜好,可谓通心之交,知己之论。

  徐悲鸿先生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归国后不久,受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的盛情邀请,性如闲云野鹤的张大千先生在坚辞难却的情况下,于1935年春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历时一年。当时大干常住上海,到南京来授课舟车劳顿,诸多不便。这样,张大千先生每周总有一天拂晓即起,匆匆赶往火车站,坐上火车赶到南京上课。大千先生授课的方式虽别致,但内容却很丰富,加之他非常健谈,学生们都很爱听他的课,谢稚柳先生曾有诗称赞他的课:“大千谈笑如芳洒,雨雪相逢白下门。”初夏季节,草木葱茏,山花烂漫,山川显得特别神秀,张大千与谢稚柳、徐悲鸿等带着学生来到黄山写生,把课堂搬到了黄山云海。他教导学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借黄山一景一物窥宇宙大化全貌,做到“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

北平脱险 敦煌面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猖狂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

  “七·七”事变后,张大千先生被困在颐和园。他设法赶回城里,火速安排他的夫人、子女、学生等20多人离城南下。事情尚未准备就绪,日军就进城了。张大千先生对家人说:“我无论如何要南下,不能在这里当亡国奴、当顺民。”在大千先生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18岁时大千初到日本,遇到过一名叫朴锡印的韩国人,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日本话更是不在话下,标准的京都口音,比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说得还要标准。大千对他自然非常佩服,不料这个韩国人却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韩国人受日本人统治,要侍候人家,当然先得把人家的话学好,唉!亡国奴的舌头是软的,骨头也是软的。你们中国人就不必奴颜婢膝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啊!”这番话张大千刻骨铭心。从此,不论在何时何地,一生一世他没有再说过一句外国话。现在,经历着国破之耻,家散之辱,面对侵略者,张大千先生的骨头是硬的。

  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秉性耿直的大千岂会视而不见,三缄其口?结果,日军以“诬蔑皇军名誉”的罪名,把他抓去关押了一个多月。日本军驻北平司令香月看中张大千先生在艺术界的名气,想拉张大千出任伪职,只要张大千同意,任其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北平艺专校长,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职务。日伪不但想要张大千先生为他们作画,还企图巧取豪夺张大千先生收藏的珍贵古字画,诱称:“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可以把仁寿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再配上你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大千先生一一婉言拒绝,并镇定自若地与日寇周旋,暗里想尽办法,通过朋友帮助,终于在1938年初夏携带家属离开北平,绕道上海、香港、广西、贵州,于同年秋天返回故乡四川。他的24箱珍贵收藏品也被安全运出北平,避免了落入魔爪的厄运。

  张大千先生一向好客,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位叫严敬斋的,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他多次向大千先生介绍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石窟艺术。大千先生极感兴趣,在查阅了一些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资料后,下决心要到敦煌去看一看。

  敦煌石窟文物,1900年被人无意发现,西方盗窃者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幌子,对藏经洞中的古文献和艺术品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俄国的奥布鲁切夫以日用品交换为名,骗去了敦煌文献一大包;英国的斯坦因用金钱诱惑,骗走了一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法国的伯希和在遍阅藏经洞文献之后,骗取了精品六七千件;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也骗走了几百件文物;俄国的鄂登堡不仅骗去了大量石室遗书,还剥取了北朝壁画,美国的华尔纳粘走了唐代精美的壁画,搬走了唐代精美的彩塑……

  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早已闻名世界。然而,在张大千之前,中国尚未组织过任何专业团体去考察过,更不要说研究和保护了。

  西去敦煌,车难找,路难行,治安差,张大千先生一行8人终于在1941年风尘仆仆地来了。大千先生扑向石窟洞口,由于沙土堆积,不能进入,但洞外残存的壁画与彩塑已使他惊叹不已,相见恨晚。大千先生带人排沙开路,日夜精读细审大小400余洞窟中的壁画。这些上起北魏西魏,经隋唐宋元,以至清朝1500余年间的壁画与彩塑,可以说是一部最丰富的活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大千先生此前对宋元画法研究深入,极有造诣,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一心要领略六朝隋唐真迹,穷究六法根源。大千先生用绢素选临了一批尺寸不大、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其中有供养人、天女、高僧和菩萨像。他还用赞叹的语言,概述敦煌石窟状况,向成渝等地文艺界和亲友介绍,并将所临壁画寄到成都举行展览。

  当张大千先生的《西行纪游画展》在成都展出时,博得了社会舆论广泛的支持和赞赏。但也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水陆道场的工匠画,庸俗不堪入目,画家要是沾此气息便是走入魔道,自我毁灭。对这种观点,大千先生一笑置之,他对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是非常清楚的,他要对敦煌壁画作系统的研究与临摹。为了筹足费用,他卖掉了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画。接着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5位从事宗教绘画的喇嘛,协助自己临摹。在敦煌石窟两年多,临摹、研讨、考证、编号,大千先生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他与门人弟子共临摹了200多幅壁画,离开敦煌后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举办了三次临摹壁画展,影响很大,后来,大千先生还在上海出版了临摹敦煌壁画画册。

  张大千先生不避艰辛,投荒两载,探索敦煌宝库,对他画风的完善,尤其是人物画个性化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对我国敦煌学的建立与发展,对保护敦煌艺术宝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倡议建立敦煌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是这样评价张大千先生的敦煌之行,他说:“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此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得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创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移居南美 登岛台湾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张大千先生正在香港准备个人画展事宜,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老人来了,大千忙掸整长袍,疾步上前迎接。早在20年代后期,张大千就与何香凝认识,他们和柳亚子、于右任、经亨颐等先生在“岁寒三友社”里共同挥毫作画,探求艺术的奥妙。何香凝老人此番造访,是请张大千先生为毛润之先生画一张画。大千先生一听是为毛泽东画画,欣然应允。他铺纸握笔,凝神构思,然后运腕生风,挥洒而成。这是大千先生最为叫绝的《荷花图》,长132厘米,宽64.7厘米。画中两叶茂荷舒卷自如,掩映于幢幢荷影中的是白荷及含苞欲放的花蕾。荷下,水波涟涟。整幅作品充满生机,虚实、疏密、浓淡安排有致,用笔纵横豪放,墨色清新洒脱。画完成了,大千先生又郑重地在左上角题款:“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旁压两方朱印。这幅珍贵作品现藏毛泽东故居,并被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

  由于种种原因,张大千先生于1949年12月1日清晨乘飞机离开成都,抵达台湾,他谢绝了要他在台湾定居的要求,于1949年12月31日与夫人徐雯波、孙儿大阿乌一道,飞离台湾,前往印度,从此开始了飘泊异域的生活。

  张大千先生之所以去印度原因有二,一是此前在成都时,印度大吉岭大学曾邀请大千先生前往讲学并举办画展;二是大千先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真研究敦煌壁画与印度佛教艺术的关系。大千先生在新德里印度艺术会展出了自己创作和临摹的几十件作品,历时一个月,引起印度朝野的一致赞叹。随后,他离开新德里,前往亚坚塔——唐三藏取经的地方,对该地的寺庙壁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观摩、比照和研究。大吉岭位于印度北部,风景优美,山岚幽壑,清新宜人。大千先生漫游至此,一住便是一年多,作画吟诗,日夜不辍。

  大吉岭的一场大地震,使张大千先生一家差点葬身于山上滚落下来的一块巨石之下。惊魂甫定,大千便带着一家人返居香港,时值1951年盛夏。接着,大千先生的儿子张心一(葆萝)、女儿张心娴、侄儿张心德从大陆来港,与张大千他们住在一起,大千先生的乡关之思、骨肉眷挂,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他不得不叹服共产党、新中国豁达周到的宽阔胸怀。

  为力所能及寻访散落在海外的我国历史文物、书画墨宝,张大千先生在移居香港一年多后,还是远涉重洋去了南美。临动身前,大千先生决定将自己视为大风堂藏画镇室至宝的三幅古画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元代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这三幅画均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但大千先生开价仅区区两万美金。人们对此大惑不解,仿佛这是大千先生的又一斯芬克斯之谜。这三幅画的买主是大千先生的一位好友,其实,真正的“买主”却是新中国!就在大千先生举家去南美不久,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专程自京赴港,从大千先生那位好友手里“购得”了这三幅画,而且是原价。

  1952年,张大千先生一家先抵达阿根廷的曼多洒;继而人巴西一游,他发现圣保罗附近摩吉山城的风景酷似成都平原,他马上向地主——一位意大利药房老板买下了这块地,把一家人从阿根廷接来,开疆辟土,耗资200万美金开人工湖,挖荷塘,建笔冢、竹林、梅林、松林,置唤鱼石、下棋石等,建成纯粹中国园林风格的“八德园”。在他所精心营造的这个世外桃源里,大千先生度过了17年岁月。1972年,张大千先生又在风景秀丽的美国西岸卡麦尔艺术城附近购置了“可以居”和“环筚庵”,在此定居下来。1976年,张大千来到台湾,在台北外双溪建“摩耶精舍”,以耄耋之年,勤于笔砚,治学不倦。

大匠童心 千古宗风

  1949年到1983年,是张大千先生绘画艺术事业的巅峰时期。他先后在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日本、法国、比利时、希腊、西班牙、新加坡、西德、英国、韩国、瑞士、泰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举办了50多次大型个人绘画展览,被国际艺术学会推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大千先生游历了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广泛吸取东西方艺术精华,融人自己的绘画创作之中;他与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会晤、交流,被西方新闻媒体誉为“艺术界的高峰会”。大千先生的画序、画说、题跋,虽不多见,且言简意赅,但通古今艺术之流变,成一家之言;他的诗、词、联质朴自然,发为心声,蕴致丰厚。

  张大千先生在艺术上是一个多面手。他对山水、人物、花鸟画无所不工。在画法上,由细致的双勾到泼墨,由工笔重彩到大写意,无不擅长。他的书法也功力深厚,独具风貌。他笔路之广,是罕见的,他植基之厚,无与伦比。不论是中国古代的院体与文人画,工匠与士大夫画;不论是北派与南宗;青绿、浅绛与水墨,工笔与写意;不论是联屏巨制、册页小品;不论是绘画、书法、诗文、篆刻,所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派别、风格、画法、题材、形式,他能兼收并蓄,各逞其能。他“观审名作,眼观手临,心领神会”,以古为师。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闻广博,不单靠书本,游历与读书相辅相行,名山大川熟稔于心中,胸中自有丘壑,下笔有所依据”,以自然为师。

  良知、金光二位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序言中,根据画风,把张大千先生的绘画艺术道路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他早期偏重临摹,中期博摄各家之长,后期形成自我风格,大陆与台湾的美术界、学术界大抵都持这种观点。具体而言,大千先生的山水画,早期涉猎名家,画路较广。晚年在技法上复活了古代的“泼墨”,进而尝试“泼彩”。在他的笔下,山山水水,有时是诗,有时是小品文,有时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无不思路清晰,意境空阔,灵气回荡。他的作品涵有抽象意味,既不令人一望酷肖,也不令人曲解疑猜,可以雅俗共赏。大千先生的花卉,宗宋元,远涉五代,勾勒与敷色皆能融合前人矩法。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墨荷。他画墨荷擅长大笔披刷,气势雄宏,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大干先生的人物画功夫极深,早年绘仕女面态艳丽,衣褶曼美。赴敦煌临摹壁画,对北魏、隋、唐、五代、宋、元画风,作更进一步的揣摩。之后,对于人物的白描、敷彩,有了特殊的变化,线条修长而润泽,衣袂飘举,活泼生动。大千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一波三折,颇具画味,有别于以往的书家风貌,他师从曾、李二家,深得其笔势。临帖只重其意而忘其形,更以超妙的绘画境界和笔势融于书法之中。故其书法无论体势结构、行间布白,以及运锋行笔,都超尘出俗,深得自然和谐之美,可谓书中妙品。

  张大千先生在学校执教的时间虽短,但他毕生所招收的生徒却不计其数,其中许多弟子成了海内外著名的画家。他教导学生:“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系统地有选择地读书。”他指出,成功之道,“七分人事三分天”,“往往天分如何好,不用功是不行的”。他强调学画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从勾摹古人的名迹人手,把线条练习好了,写字也是一样,要先习双勾。跟着便学习写生,写生首先要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必须要一写再写,写到没有错误为止”。他认为,“对古今中外的艺术要兼收并蓄,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他多次告诫他的学生要不惟古,不惟师,要从师法前人,到师法造化,到追求“法自我立”。他说:“大匠可以诲人以规矩,但不能使人巧。规矩可以学到,自成一家则全靠心灵的妙运。”大千先生逝世后,他遍布海内外的弟子纷纷撰文缅怀恩师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贡献,重温恩师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寄托对恩师的无限哀思。大千先生30年代的弟子曹大铁含泪写下了缅怀先师的长诗《丹青引》,诗中有这样四句话,可以说是书坛画苑、海峡两岸的共同赞叹与悲切:

  河岳英灵炳彪列,词林文苑盈史牒。
  蜀中自古多贤豪,谁复嗣者称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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