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如何办学?学费不全免 政府发“栽培费”
  • 来源:文明办
  • 发布日期:2016/10/20 02: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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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开学季,大大小小的校园里,再次响起琅琅读书声。 教育是富国强民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国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随..

       又到了开学季,大大小小的校园里,再次响起琅琅读书声。

  教育是富国强民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国一直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各种思潮不断涌入,其中就有现代教育理念。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才是促使国人走向强盛的良药。因此,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了新式的学堂,政府还“强迫”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民国时期,因为国力薄弱,出现了多个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这些军阀主观上为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比较重视教育,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1 学费不全免 政府发“栽培费”

  现在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全部修完,义务教育才算完成。其实,民国也有义务教育。不过,最初不叫义务教育,叫“强迫教育”,意思是政府逼着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国民政府成立的前后几年里,“义务教育”的说法才渐渐取代“强迫教育”。

  民国时,义务教育的年限要求比现在低:小学一毕业,义务教育就算完成了,至于念不念中学,政府不强求。

  民国时期,小学由“初小”和“高小”组成。国民小学又叫“初等小学”,简称“初小”,指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初小还包括四年级);高等小学简称“高小”,指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有的高小不包括四年级)。

  在某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江苏,政府强令小孩一直念完高小;而在另一些省份,例如北洋时期的山西,念完初小就行了,高小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

  虽说是义务教育,学费没能全免。例如民国六年(1917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其中念初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2.2元(指银元,下同),念高小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费4.4元,学生如果住校,每年还得加收1.5元的住宿费。再比如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学校,只有一、二、三年级,完全属于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每年得交6元的学费。

  在当时,如果学校有困难,政府还有财政补贴。当时管这笔补贴叫做“栽培费”。比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公立第二十四国民小学,它于民国四年(1915年)开办,当时全校总共3个年级,分成4个班,每班学生40多名(当时标准班级是42名学生),男女生都有。一个学生一年6元的学费,全校加起来1000多元,这点儿钱,连给老师发工资都不够,更别提别的开支了。在民国六年,广东省财政拨给它的栽培费是2172元,折成人民币约16万元。由此可见,在学校经费里面,政府拨的栽培费占大头,学生交的学费只占一小部分。

  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学读书,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人创办了“希望小学”。

  民国时期,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但他也曾留下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功绩: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当时,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专收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民国十年(1921年),齐燮元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另外,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也经常做些玩具、苏绣、食品袋,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2 山西推行“强迫教育”

  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中,阎锡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在统治山西的三十余年里,他推行了多项措施,其中,对教育尤为关注。

  最初,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颇有几分“强迫”的味道。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在最开始,山西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并不感冒。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封建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又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所以,一开始老百姓都很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也是阻力重重。好在阎锡山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1920年),阎锡山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他们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民国元年(1912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1916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1918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

  阎锡山手下混成旅旅长赵茨龙,还曾协助阎锡山创办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在后来的几年里,这所学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小学教师。

  阎锡山的同学、山西省军械局局长张维清,则在太原西郊创办了一所国民小学。张维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会讲流利的日语和英语,该校的外语课就由张维清来担任。此人的教育能力非常突出,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居然能用英语跟外国人顺利交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赵茨龙和张维清那样有办校能力和教育能力,更多的军官只会打仗,文化水平有限,对教育更是谈不上热爱,让他们去办学校,好处是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坏处则是质量良莠不齐。

  阎锡山以强硬的方式这样推行教育,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只是阎锡山恨铁不成钢,急于求成而已。晚清时代,中国教育落后,处处挨打,处处让外国人瞧不起,给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惨痛教训,所以阎锡山执政山西之后,迫切想把山西的教育搞起来。他说:“凡上过学的人,智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哪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负,也就和乡下哪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负是一样的。”

  3 广东普及新式教育和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广东的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关系。

  民国十年(1921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做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每年又给公办学校补贴了那么多栽培费,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

  以广州为例,当时规定6岁到13岁为入学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要没有残障和精神疾病,必须接受新式学校的义务教育,可是截至民国九年(1920年),全市57328名学龄儿童,上学念书的只有26251名,其中大约一半的小孩(调查数据是13000人)读的还是私塾。是因为家长没钱,上不起新式学校吗?不是。私塾没有财政补贴,学费比新式学校还要高,公办小学一年收费六七元,个别学校甚至收费更低,而私塾收费通常在10元以上。所以念得起私塾的小孩,自然念得起新式学校。

  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到新式学校就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二、看不惯男女同校。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十多年,广州市区仍然存留有1100多所私塾,比国民小学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也就是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私塾里的学生讲四书五经之外的新知识,重点是教他们手工课和算盘。这样半年时间过去,家长一瞧,自家孩子突然能书善画,还学会了打算盘,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大人做生意,都很高兴,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于是也渐渐地愿意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也一一听取。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每个讲座持续讲7个星期,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省教育委员会聘请8个“讲演员”,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里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一大早像洒水车一样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车辆通不过的内街,挑着书箱往里面送。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到广州,参观了几所国民小学,也听了几堂通俗讲演,称赞“广东教育和美国教育一样好”。他的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广东得风气之先,教育办得不错。

  与之相应的,广东省教师的工资也得以提升。民国十年以前,广州教师的工资偏低,正式教员每月薪水最低6元,最高能拿到30元。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教师工资得以大幅度提升,级别最低的九级教员每月也能领到30元薪水,级别最高的一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元薪水,当时任课教师一般还都兼任学校的会计、校监、教务主任等行政职务,所以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勤务俸”,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

  4 东北四成经费用于办学

  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教育也很重视。民国五年(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时称“县知事”),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1918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 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其他省份如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1920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的10万大洋,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总比被糟蹋了强。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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